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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是从自然性中去寻找物性与人性及其现象的理性关系，儒家是从理性关系中去寻找自然性，尽管两者所理解的合理与理性不尽相同，尤其是道家与儒家各自所理解的“善”有异义，却并不妨碍其存在的共同性。罗隐所做的正是力图在两者当中找到这种共同性，所谓“同出而异名”即其意。他的做法是将道家的自然主义中注入仁义理智的社会道德及其社会秩序，又认定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及其社会次序关系合乎自然主义。罗隐认同孔子所言的贵贱关系与有德与无德的人为有关，但罗隐强调了贵贱背后的自然性，处贵未必一定贵，处贱也未必贱，“贵贱之途不可以穷达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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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人困，时夺天功”的儒道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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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道教理论家在将宗教世俗化的过程中，其基本做法就是将仁义礼智等内容置于自然主义的道之下，相信仁义礼智是自然主义的“道德”所包含的内容，罗隐明显地受到了道教思想的影响，尽管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包括道教和佛教），但是，对道佛教所推动的三教合流的学术风气，他不是采取拒斥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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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隐看来，道虽然达济天下，但道乃是个高度抽象的原则，未见得对具体的事事物物都直接有效。道的规范作用需要一个自然过程才能发生，而且还需要有个时机，罗隐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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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天无机也，则当善而福，不善而灾，又安得饥夷齐而饱盗跖？苟人无机也，则当用则行，不用则否，又何必拜阳货而劫卫使？是圣人之变合于其天者，不得已而有也。故曰：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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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知道不能自作，然后授之以时。时也者，机也。在天为四气，在地为五，在人为宠辱忧惧通厄之数。故穷不可以去道，文王拘也，王于周。道不可以无时，仲尼毁也，垂其教。彼圣人者，岂违道而戾物乎！在乎时与不时也。是以道为人困，而时夺天功。(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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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罗隐所言的“道”即非道家纯粹自然的道，又非儒家的人伦之道，而是以自然性为基本规定性的蕴涵儒家社会人伦内容的道。在对道的理解中，罗隐贯彻了这样一个思路：一是应当顺应道，这乃根据道家的思想；二是在时机好的情形下，人能弘道，这乃有取于儒家的思想。正是在道家与儒家的对立互补中得到了理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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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谗书》中的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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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谗书》初编于唐鼓宗咸通八年（867）春，是罗隐屡试不第后结集而成的一部最具代表性的杂文集。《谗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儒家思想。清人黄贞辅《罗昭谏谗书题辞》云：“《谗书》及其所赋诗，大抵愤势嫉邪，舒泄胸中不平之蕴焉耳”(99)，其评极为确切。故此，《谗书》是一部儒家士子的抒愤泄恨、匡政济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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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的儒家匡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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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是以大胆抨击时政出名的，他对历史上的君王如秦始皇、陈后主、隋炀帝、唐玄宗、唐嘻宗等都进行过无情的讽刺，毫无隐讳，笔调辛辣，寓意警醒，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如在《炀帝陵》讽刺隋炀帝重蹈陈后主的覆辙，荒淫误国：“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100)（《全唐诗·罗隐·炀帝陵》）。《唐诗纪事》卷六十九曰：“昭宗欲以甲科处之，有大臣奏曰：‘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诽，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帝问讥诽之词，对曰：‘隐有《华清宫》诗曰：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其事遂寝。”(101)正因为罗隐敢于直言指斥统治阶级的丑恶罪行，所以才会被当权者排斥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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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谗书》中，罗隐同样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黑暗罪状，并讽谏最高统治者注重用人，施行仁政，警醒最高统治者避免国破家亡的命运。晚唐之所以成为末世，罗隐认为，最高统治者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因此，《谗书》当中，所占罪状最多，所受抨击最激烈的对象，乃晚唐最高统治者。如《风雨对》通过鬼神用天地之权，控制风雨雪霜以残害百姓的假设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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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雪霜，天地之权也；山川薮泽，鬼神之所伏也。故风雨不时，则岁有饥馑，雪霜不时，则人有疾病。然后祷山川薮泽以致之：则风雨雪霜果为鬼神所有也，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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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祭祀不时则饥馑作，报应不至则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权也，而风雨雪霜为牛羊之本矣。复何岁时为，复何人民为，是以大道不旁出，惧其弄也。大政不问下，惧其偷也。夫欲何言。(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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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影射了宦官专权、藩镇拥兵自重，而晚唐统治者大权旁落的黑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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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运，而凭之鬼神？(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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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在文末大声疾呼，表达维护封建君主集权、反对重臣擅权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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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祭祀不时，则饥馑作；报应不至，则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权，而风雨雪霜为牛羊之本矣。复何岁时为？复何人民为？是以大道不旁出，惧其弄也，大政不问下，俱其偷也。夫欲何言！(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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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历数最高统治者的种种罪状，罗隐讽谏最高统治者应当从巩固自身的统治角度出发，施行仁政。如《秦之鹿》，剖析了秦与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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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言秦鹿去而天下逐，是鹿为圣人器也，信焉。夫周德东耗，秦以力取诸侯，虽百姓欲从，而秦未尝有意。故为秦者，反天下之归，则五十年旷其数以逐人，而秦不得与其下，复焉谓逐其鹿。(105)罗隐在这里批判了秦的暴政，进而揭露所有封建统治者贪婪凶狠、灭绝人性的禽兽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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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不在圣人器，而逐之者逐秦耳，秦实鹿焉。六都倾溃，睥睨无已，奔劲足践我黔庶，觡利颖觗我《诗》、《书》，彼非鹿而何？呜呼，去道与德也，兽焉，不独秦。(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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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宦官势倾朝野，藩镇割据称雄，为凯觑帝位而挑起遍地战火的晚唐，罗隐该文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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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大器于公共”的儒家任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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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认为，施行仁政的最根本措施是注重用人，重用各种具有真才实学和高洁德行的人才，是晚唐摆脱衰乱气象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如《丹商非不肖》，认为尧、舜废丹、商的目的是“推大器于公共”，体现任人唯贤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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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唐、虞欲推大器于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废之，然后俾家不自我而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不在丹、商之肖与不肖矣，不欲丹、商之蒙不肖之名于后世也。其肖也，我既废之矣；其不肖也，不凌逼于人。(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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