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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谗书》中，罗隐同样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黑暗罪状，并讽谏最高统治者注重用人，施行仁政，警醒最高统治者避免国破家亡的命运。晚唐之所以成为末世，罗隐认为，最高统治者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因此，《谗书》当中，所占罪状最多，所受抨击最激烈的对象，乃晚唐最高统治者。如《风雨对》通过鬼神用天地之权，控制风雨雪霜以残害百姓的假设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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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雪霜，天地之权也；山川薮泽，鬼神之所伏也。故风雨不时，则岁有饥馑，雪霜不时，则人有疾病。然后祷山川薮泽以致之：则风雨雪霜果为鬼神所有也，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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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祭祀不时则饥馑作，报应不至则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权也，而风雨雪霜为牛羊之本矣。复何岁时为，复何人民为，是以大道不旁出，惧其弄也。大政不问下，惧其偷也。夫欲何言。(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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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影射了宦官专权、藩镇拥兵自重，而晚唐统治者大权旁落的黑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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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运，而凭之鬼神？(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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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在文末大声疾呼，表达维护封建君主集权、反对重臣擅权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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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祭祀不时，则饥馑作；报应不至，则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权，而风雨雪霜为牛羊之本矣。复何岁时为？复何人民为？是以大道不旁出，惧其弄也，大政不问下，俱其偷也。夫欲何言！(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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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历数最高统治者的种种罪状，罗隐讽谏最高统治者应当从巩固自身的统治角度出发，施行仁政。如《秦之鹿》，剖析了秦与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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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言秦鹿去而天下逐，是鹿为圣人器也，信焉。夫周德东耗，秦以力取诸侯，虽百姓欲从，而秦未尝有意。故为秦者，反天下之归，则五十年旷其数以逐人，而秦不得与其下，复焉谓逐其鹿。(105)罗隐在这里批判了秦的暴政，进而揭露所有封建统治者贪婪凶狠、灭绝人性的禽兽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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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不在圣人器，而逐之者逐秦耳，秦实鹿焉。六都倾溃，睥睨无已，奔劲足践我黔庶，觡利颖觗我《诗》、《书》，彼非鹿而何？呜呼，去道与德也，兽焉，不独秦。(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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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宦官势倾朝野，藩镇割据称雄，为凯觑帝位而挑起遍地战火的晚唐，罗隐该文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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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大器于公共”的儒家任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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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认为，施行仁政的最根本措施是注重用人，重用各种具有真才实学和高洁德行的人才，是晚唐摆脱衰乱气象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如《丹商非不肖》，认为尧、舜废丹、商的目的是“推大器于公共”，体现任人唯贤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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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唐、虞欲推大器于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废之，然后俾家不自我而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不在丹、商之肖与不肖矣，不欲丹、商之蒙不肖之名于后世也。其肖也，我既废之矣；其不肖也，不凌逼于人。(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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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这种任人唯贤的思想在任人唯亲、争权夺利的晚唐，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再如《说天鸡》以后代之鸡徒有其表，影射晚唐窃居高位的庸臣俗僚不学无术的现实，并以养鸡反先人之道的做法讽刺了不合理的用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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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氏子不得父术，而得鸡之性焉。其畜养者冠距不举，毛羽不彰，兀然若无饮啄意，洎见敌，则他鸡之雄也；伺晨，则他鸡之先也，故谓之天鸡。狙氏死，传其术于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错，嘴距銛利者，不与其栖，无复向时伺晨之俦、见敌之勇，峨冠高步，饮啄而已。吁！道之坏矣有是夫！(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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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罗隐把狙氏父比作明君，狙氏子比作昏君，狙氏父所养的鸡比作贤臣，狙氏子养的鸡比作邪臣，它通过狙氏父子养鸡来暗喻晚唐君王养贤，是一则政治寓言，其意不言自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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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的儒家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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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养，如《蒙叟遗志》中，罗隐借蒙叟违逆自然规律而自取灭亡的神话传说，补充蒙叟未尽的遗意，讽刺晚唐统治者“孕铜铁于山岳，滓鱼盐于江河”，为专鱼、盐、铜、铁之利而重税于民，耗尽民力，结怨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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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节为山岳，以肠胃为江河，一旦虑其掀然而兴，则下无生类矣。于是孕铜铁于山岳，滓鱼盐于江河，俾后人攻取之，且将以苦混沌之灵，而致其必不起也。呜呼，混沌则不起矣，而人力殚焉。(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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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请追癸巳日诏疏》是一篇恳请皇帝收回成命的奏疏。罗隐直言极谏，揭露了统治者的愚昧无知和假情假义：“大京兆用水器、炉香、蒲口、绛口，辈致于坊市外门，将以用旧法而召甘雨”(110)，“受封者尚未能为陛下出力，彼浦筱辈复何足以动天？臣窃谓陛下不取也”(111)，“苟若陛下法十六圣之教训，虽五种栖野，而百姓不暇掇，岂蒲筱之所及乎？”(112)并以十六圣和商汤作比，从根本上指出晚唐统治者的昏庸和无能：“昔商汤之民不以旱为灾，盖仁圣之在上也。今旱未及商代，而陛下忧已过矣。”(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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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同书》中的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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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谗书》是罗隐愤慨的一次瞬间迸发的结集，那么《两同书》便是一次相当明确而系统地阐述其儒家理想统治模式的努力。在《两同书》中，罗隐借用了大量儒家的具体材料。如儒家古老的“正名”思想——“名不正则言不顺”，此外还有对德治与教化的信念，对仁爱的强调，以及对薄赋敛、省徭役、文武相济、选择贤辅的呼吁等儒家思想。《两同书》是一部运用辩证思想阐述了罗隐的儒家政治理想的著作，体现了其儒家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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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御下”的儒家明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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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同书》的《强弱》篇针对施行仁政的问题，指出强与弱的衡量标准不是“力”而是“德”：“所谓强者，岂壮勇之谓邪？所谓弱者，岂怯懦之谓邪？盖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114)，他举例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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