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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晏婴之侏儒耳，齐国之宰臣；甘罗之童子耳，秦国之良相；侨如大人也，鲁人椿其喉矣；长万壮士也，宋华醢其肉矣。晏婴身短不过人，此非不懦矣；甘罗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侨如大可专车，此非不壮矣；长万力能抉革，此非不勇矣。然则侨如长万，智不足以全身；晏婴甘罗，谋可以制一国。岂非德力有异、强弱不同者欤。(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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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建议将强弱之理用于治国，规劝君王应重德轻力，施行儒家仁政。他指出，“德者兆庶之所赖也，力者一夫之所恃也。矜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强；乘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116)。“明君”和“暴君”的根本区别是“明君”“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御下”(117)，明君也明白不可用武力扭转民心，即使暂时国力弱小也能像尧一样：“不胜衣，天下亲之如父母”(118)，而“暴君”则“骄酷天下，舍德而任力，忘已而责人”(119)，崇尚武力且施行暴政，即使“壮可行舟，不能自制其嗜欲；材堪举鼎，不足自全其性灵”(120)，结果仍然难免“社稷为墟，宗庙无主，永为后代所笑”(121)。晚唐赋税沉重，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日趋尖锐；罗隐对此提出施行儒家仁政的政治设想，这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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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慢从敬”的儒家臣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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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封建士大夫阶层的种种卑劣丑恶行径和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罗隐主张：社会应该存在合理的等级制度；君主应倡俭戒奢；君臣之间应该相互尊敬，因相互怠慢将失去“人和”的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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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取类於羽毛，后代圣人乃导之以礼乐、教之以仁义，然后君臣贵贱之制坦然有章矣。然则礼之所先，莫大乎敬；礼之所弊，莫甚於慢。故以敬事天则神降，以敬理国则人和，以慢事天则神欺，以慢理国则人殆。下之不敬则不足以奉君，上之不敬则不足以御臣。(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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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间怎样建立相互尊敬的关系？罗隐以“明主”和“昧主”一正一反的具体做法说明，作为君主，“明主”的做法应该借鉴，“昧主”的做法应该避免；在具体的做法中，罗隐还补充说明，“敬人者，不必自贱”，“慢人者，不必增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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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主之於天下也，设坛授将，侧席求贤，贲束帛于丘园，降安车於途巷，故得真龙就位、振鹭来庭，天下荣之，愿从其化也。昧主之於天下也，披裳接士、露发朝人，视贤良若草芥，比黎庶为豕畜，是以白驹投谷、飞鸿逝云，天下恶之，愿逃其耻也。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贱，盖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增贵，适足怨其人也。(123)借子方之口，罗隐还设想社会各阶层应该遵守的敬慢之礼。诸侯、大夫、贫贱者皆应戒慢从敬，各有各的敬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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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方曰：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道、言不合同，则去之楚越，若脱弊屣。奈何同之。(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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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权臣挟君以图取代的晚唐，罗隐倡议社会应该存在合理的等级制度，论述君臣之间应该注意“敬慢”的问题，这种儒家臣道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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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才”而“制其乱”的儒家用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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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运衰颓、科举制度黑暗腐朽、士人怀才不遇的社会现实，罗隐主张：君主应该合理利用人才，善于利用人才，依靠人才达到强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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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同书》的《得失》篇指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依靠人才。君主善于利用人才，首先应该明白君臣之间“舟水”关系的利害，继而以“三杰用而汉兴；六卿强而晋灭；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齐亡”等历史典故，指出人才的两面性：人才既可以为国出力，也可能危及统治。怎么办？“取其才”而“制其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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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抚运、明主乘时，亦以杞梓之材，而为股肱之任。然则地有山川，其险可见；天有冬夏，其时可知。至于凡人之心，杳然无所，素王以之不测，帝尧犹以为难，将欲用之，不无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辅君亦能危君，是以三杰用而汉兴，六卿强而晋灭。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齐亡。虽任是同，而成败尤异也……夫天下之至大也，无其人则不可独守，有其人则又恐为乱，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乱也。(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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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进而论述君主的御臣术，既要有严明的制度约束人才，也要有仁厚的制度容纳人才；而在严明和仁厚之间，要有一个适当的“度”，使人才为其所用，又不至于发生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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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臣者，其权峻则其臣惧而不安，其权宽则其臣慢而好乱，使夫宽而不至乱、峻而能安者，唯圣人之所明也。恐马之多逸，舍马而徒行，则长路不可济也；惧臣之为乱，舍臣而独任，则天下莫能理也。知马之可乘而不执其辔，则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亲其权，则不能止其乱也。是故项羽不用范增，是舍马而徒行；汉帝虽有曹操，是乘马而无辔。苟欲不败，其可得乎！(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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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国运衰颓，科举制度黑暗，士人怀才不遇是普遍的现象。罗隐一生“十举不第”，为功名受尽奔波劳碌之苦，即是明证。对此，罗隐提出，“取其才”而“制其乱”的儒家用人思想，君主应该合理利用人才达到强国的目的。这一建议，同样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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