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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历数最高统治者的种种罪状，罗隐讽谏最高统治者应当从巩固自身的统治角度出发，施行仁政。如《秦之鹿》，剖析了秦与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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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言秦鹿去而天下逐，是鹿为圣人器也，信焉。夫周德东耗，秦以力取诸侯，虽百姓欲从，而秦未尝有意。故为秦者，反天下之归，则五十年旷其数以逐人，而秦不得与其下，复焉谓逐其鹿。(105)罗隐在这里批判了秦的暴政，进而揭露所有封建统治者贪婪凶狠、灭绝人性的禽兽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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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不在圣人器，而逐之者逐秦耳，秦实鹿焉。六都倾溃，睥睨无已，奔劲足践我黔庶，觡利颖觗我《诗》、《书》，彼非鹿而何？呜呼，去道与德也，兽焉，不独秦。(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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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宦官势倾朝野，藩镇割据称雄，为凯觑帝位而挑起遍地战火的晚唐，罗隐该文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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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大器于公共”的儒家任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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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认为，施行仁政的最根本措施是注重用人，重用各种具有真才实学和高洁德行的人才，是晚唐摆脱衰乱气象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如《丹商非不肖》，认为尧、舜废丹、商的目的是“推大器于公共”，体现任人唯贤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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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唐、虞欲推大器于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废之，然后俾家不自我而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不在丹、商之肖与不肖矣，不欲丹、商之蒙不肖之名于后世也。其肖也，我既废之矣；其不肖也，不凌逼于人。(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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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这种任人唯贤的思想在任人唯亲、争权夺利的晚唐，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再如《说天鸡》以后代之鸡徒有其表，影射晚唐窃居高位的庸臣俗僚不学无术的现实，并以养鸡反先人之道的做法讽刺了不合理的用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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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氏子不得父术，而得鸡之性焉。其畜养者冠距不举，毛羽不彰，兀然若无饮啄意，洎见敌，则他鸡之雄也；伺晨，则他鸡之先也，故谓之天鸡。狙氏死，传其术于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错，嘴距銛利者，不与其栖，无复向时伺晨之俦、见敌之勇，峨冠高步，饮啄而已。吁！道之坏矣有是夫！(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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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罗隐把狙氏父比作明君，狙氏子比作昏君，狙氏父所养的鸡比作贤臣，狙氏子养的鸡比作邪臣，它通过狙氏父子养鸡来暗喻晚唐君王养贤，是一则政治寓言，其意不言自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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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的儒家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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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养，如《蒙叟遗志》中，罗隐借蒙叟违逆自然规律而自取灭亡的神话传说，补充蒙叟未尽的遗意，讽刺晚唐统治者“孕铜铁于山岳，滓鱼盐于江河”，为专鱼、盐、铜、铁之利而重税于民，耗尽民力，结怨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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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节为山岳，以肠胃为江河，一旦虑其掀然而兴，则下无生类矣。于是孕铜铁于山岳，滓鱼盐于江河，俾后人攻取之，且将以苦混沌之灵，而致其必不起也。呜呼，混沌则不起矣，而人力殚焉。(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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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请追癸巳日诏疏》是一篇恳请皇帝收回成命的奏疏。罗隐直言极谏，揭露了统治者的愚昧无知和假情假义：“大京兆用水器、炉香、蒲口、绛口，辈致于坊市外门，将以用旧法而召甘雨”(110)，“受封者尚未能为陛下出力，彼浦筱辈复何足以动天？臣窃谓陛下不取也”(111)，“苟若陛下法十六圣之教训，虽五种栖野，而百姓不暇掇，岂蒲筱之所及乎？”(112)并以十六圣和商汤作比，从根本上指出晚唐统治者的昏庸和无能：“昔商汤之民不以旱为灾，盖仁圣之在上也。今旱未及商代，而陛下忧已过矣。”(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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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同书》中的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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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谗书》是罗隐愤慨的一次瞬间迸发的结集，那么《两同书》便是一次相当明确而系统地阐述其儒家理想统治模式的努力。在《两同书》中，罗隐借用了大量儒家的具体材料。如儒家古老的“正名”思想——“名不正则言不顺”，此外还有对德治与教化的信念，对仁爱的强调，以及对薄赋敛、省徭役、文武相济、选择贤辅的呼吁等儒家思想。《两同书》是一部运用辩证思想阐述了罗隐的儒家政治理想的著作，体现了其儒家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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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御下”的儒家明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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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同书》的《强弱》篇针对施行仁政的问题，指出强与弱的衡量标准不是“力”而是“德”：“所谓强者，岂壮勇之谓邪？所谓弱者，岂怯懦之谓邪？盖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114)，他举例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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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晏婴之侏儒耳，齐国之宰臣；甘罗之童子耳，秦国之良相；侨如大人也，鲁人椿其喉矣；长万壮士也，宋华醢其肉矣。晏婴身短不过人，此非不懦矣；甘罗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侨如大可专车，此非不壮矣；长万力能抉革，此非不勇矣。然则侨如长万，智不足以全身；晏婴甘罗，谋可以制一国。岂非德力有异、强弱不同者欤。(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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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建议将强弱之理用于治国，规劝君王应重德轻力，施行儒家仁政。他指出，“德者兆庶之所赖也，力者一夫之所恃也。矜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强；乘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116)。“明君”和“暴君”的根本区别是“明君”“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御下”(117)，明君也明白不可用武力扭转民心，即使暂时国力弱小也能像尧一样：“不胜衣，天下亲之如父母”(118)，而“暴君”则“骄酷天下，舍德而任力，忘已而责人”(119)，崇尚武力且施行暴政，即使“壮可行舟，不能自制其嗜欲；材堪举鼎，不足自全其性灵”(120)，结果仍然难免“社稷为墟，宗庙无主，永为后代所笑”(121)。晚唐赋税沉重，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日趋尖锐；罗隐对此提出施行儒家仁政的政治设想，这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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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慢从敬”的儒家臣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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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封建士大夫阶层的种种卑劣丑恶行径和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罗隐主张：社会应该存在合理的等级制度；君主应倡俭戒奢；君臣之间应该相互尊敬，因相互怠慢将失去“人和”的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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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取类於羽毛，后代圣人乃导之以礼乐、教之以仁义，然后君臣贵贱之制坦然有章矣。然则礼之所先，莫大乎敬；礼之所弊，莫甚於慢。故以敬事天则神降，以敬理国则人和，以慢事天则神欺，以慢理国则人殆。下之不敬则不足以奉君，上之不敬则不足以御臣。(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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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间怎样建立相互尊敬的关系？罗隐以“明主”和“昧主”一正一反的具体做法说明，作为君主，“明主”的做法应该借鉴，“昧主”的做法应该避免；在具体的做法中，罗隐还补充说明，“敬人者，不必自贱”，“慢人者，不必增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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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主之於天下也，设坛授将，侧席求贤，贲束帛于丘园，降安车於途巷，故得真龙就位、振鹭来庭，天下荣之，愿从其化也。昧主之於天下也，披裳接士、露发朝人，视贤良若草芥，比黎庶为豕畜，是以白驹投谷、飞鸿逝云，天下恶之，愿逃其耻也。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贱，盖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增贵，适足怨其人也。(123)借子方之口，罗隐还设想社会各阶层应该遵守的敬慢之礼。诸侯、大夫、贫贱者皆应戒慢从敬，各有各的敬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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