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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方曰：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道、言不合同，则去之楚越，若脱弊屣。奈何同之。(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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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权臣挟君以图取代的晚唐，罗隐倡议社会应该存在合理的等级制度，论述君臣之间应该注意“敬慢”的问题，这种儒家臣道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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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才”而“制其乱”的儒家用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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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运衰颓、科举制度黑暗腐朽、士人怀才不遇的社会现实，罗隐主张：君主应该合理利用人才，善于利用人才，依靠人才达到强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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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同书》的《得失》篇指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依靠人才。君主善于利用人才，首先应该明白君臣之间“舟水”关系的利害，继而以“三杰用而汉兴；六卿强而晋灭；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齐亡”等历史典故，指出人才的两面性：人才既可以为国出力，也可能危及统治。怎么办？“取其才”而“制其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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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抚运、明主乘时，亦以杞梓之材，而为股肱之任。然则地有山川，其险可见；天有冬夏，其时可知。至于凡人之心，杳然无所，素王以之不测，帝尧犹以为难，将欲用之，不无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辅君亦能危君，是以三杰用而汉兴，六卿强而晋灭。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齐亡。虽任是同，而成败尤异也……夫天下之至大也，无其人则不可独守，有其人则又恐为乱，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乱也。(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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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进而论述君主的御臣术，既要有严明的制度约束人才，也要有仁厚的制度容纳人才；而在严明和仁厚之间，要有一个适当的“度”，使人才为其所用，又不至于发生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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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臣者，其权峻则其臣惧而不安，其权宽则其臣慢而好乱，使夫宽而不至乱、峻而能安者，唯圣人之所明也。恐马之多逸，舍马而徒行，则长路不可济也；惧臣之为乱，舍臣而独任，则天下莫能理也。知马之可乘而不执其辔，则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亲其权，则不能止其乱也。是故项羽不用范增，是舍马而徒行；汉帝虽有曹操，是乘马而无辔。苟欲不败，其可得乎！(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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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国运衰颓，科举制度黑暗，士人怀才不遇是普遍的现象。罗隐一生“十举不第”，为功名受尽奔波劳碌之苦，即是明证。对此，罗隐提出，“取其才”而“制其乱”的儒家用人思想，君主应该合理利用人才达到强国的目的。这一建议，同样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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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陆龟蒙的思想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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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的创作继承了儒家实用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的主流传统，强调文学要服务于社会政治，批判现实。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陆龟蒙的小品文：“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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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惩劝之道”、“化下风上之旨”的儒家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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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的散文成就远高于诗歌，他以一种“我慕圣道，我耽古书”的崇儒精神，引儒家“惩劝”诗论入文论，其文论的核心是传统儒学的劝善惩恶观，表现为一种“惩劝之道”、“化下风上之旨”的儒家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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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儒家“惩劝”诗论入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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