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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惩劝之道”、“化下风上之旨”的儒家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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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的散文成就远高于诗歌，他以一种“我慕圣道，我耽古书”的崇儒精神，引儒家“惩劝”诗论入文论，其文论的核心是传统儒学的劝善惩恶观，表现为一种“惩劝之道”、“化下风上之旨”的儒家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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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儒家“惩劝”诗论入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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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文学的功利主义，是儒学文学思想的孩心。从儒学始祖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唐代的诗文革新运动，为文强调补救时弊，吟诗注重兴寄惩劝，既是一脉相承的文统，也是后先相继的道统。陆龟蒙从儒家传统的文学思想中接受了这一主张。他在《苔赋》并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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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通尝著《青苔赋》，尽苔之状则有之，惩劝之道，雅未闻也。如此则化下风上之旨废，因复为之，以嗣其声云。(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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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惩劝之道化下风上之旨就是要坚持文学的功利主义，强调为“时”为“事”而作，反对单纯地写景状物。这种见解显然是正确的。特别是在晚唐形式主义文风重新笼罩文坛的时候，陆龟蒙标举“劝惩”和“化下风上”的创作原则，这和杜牧的“铺陈功业，称校短长”(129)，皮日休的“上剥远非，下补近失”(130)。的主张，实质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惩劝”和“化下风上”本是儒家传统的诗论，陆龟蒙把它载入自己的文论中，并付诸实践，使他亲自编定的《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在晚唐大放异彩，和罗隐的《谗书》、皮日休的《皮子文薮》中的优秀小品文共同在唐代散文史上谱写了灿烂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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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以诗论入文论的特色，还可证之以《蚕赋》。《序》中他径直把儒家诗论的“美刺”用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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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卿子有《蚕赋》，杨泉亦为之，皆言蚕有功于世，不斥其祸于民也。余激而赋之，极言其不可，能无意乎？诗人《硕鼠》之剌，于是乎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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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文论的进步性不仅在于他重视创作的美刺惩劝原则，而且还体现在他对美刺原则的运用上。他在小品文中所“美”的，是“尧舜霉瘠，大禹胼胝”(132)的躬耕劳苦，是“抗节不仕”(133)、“忍饥诵经”(134)的高风亮节。所“刺”的是“斧抵耋老，干穿乳儿”(135)的杀戮无度，是“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136)尸餐禄位的贪官，是“专利以饰诈，祟奸而树非”(137)的浇薄世风，是民“怖之，走畏恐後”(138)的怪状，甚而是昏暗“不明”的“天帝”：“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听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何以为天帝乎？”(139)这些小品文见解的深刻，笔锋的犀利，战斗性的强烈，和陆龟蒙进步的儒家文论有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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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慕圣道，我耽古书”的崇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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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求“道”，陆龟蒙少时即醉心于儒家六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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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仆少不攻文章，止读古圣人书，诵其言思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义味，独坐日昃，案上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馈於左右。(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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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六籍，味藜羹如佳肴，可见其尊崇儒家经典、汲汲求道的精神。中年以后，陆龟蒙生计日蹙。即使在“穷年只败袍，积日无晨炊”(141)的偃蹇生活中，陆龟蒙也要坚持“我慕圣道，我耽古书”(142)（《全唐诗·陆龟蒙·彼农二章》）的精神追求：孔圣铸颜事，垂之千载馀。其间王道乖，化作荆榛墟。天必授贤哲，为时攻翦除。轲雄骨已朽，百代徒趑趄。近者韩文公，首为闲辟锄。夫子又继起，阴霾终廓如。搜得万古遗，裁成十编书。(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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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孟柯、杨雄、韩愈、直到皮日休，这就是陆龟蒙心目中的“文统”与“道统”。他明确宣称“百家小说”是“沮洳”，孟柯、荀子、杨雄是“圣人之读”，只有六籍方是“圣人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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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务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学者，始得百家小说，而不知孟轲荀杨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圣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说，沮洳也。孟轲荀杨氏，圣人之渎也。六籍者，圣人之海也。苟不能舍沮洳而求渎，由渎而至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水虫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夫蟹。(144)“六籍中独《诗》《书》、《易象》与鲁《春秋》经圣人之手耳。《礼》、《乐》二记，虽载圣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纯实，故时有龃龉不安者。”(145)在陆龟蒙看来，只有亲编修《诗》、《书》、《易》、《春秋》的圣人，才是纯乎又纯的“道统”体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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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夜来心拜七星坛”及“人依古谍坐禅深”的道佛隐逸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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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的思想属于儒家，但是他也不排斥其他的思想，其纵情山水隐逸江湖显然与崇信释道有关。佛教的习禅好静和道教的隐逸思想都对陆龟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习禅慕道也主要表现在与高僧名道的交往上，算得上是其隐逸志趣的一种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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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对修持道行是很投入的，在自己的居所修建有道室以便修道。陆龟蒙《上元日道室焚修寄袭美》：“三清今日聚灵官，玉刺齐抽谒广寒。执盖冒花香寂历三清今日聚灵官，玉刺齐抽谒广寒。执盖冒花香寂历，惟有世尘中小兆，夜来心拜七星坛”(146)，陆龟蒙之所以在家中这么虔诚的行道，并不是真的想成为道士，而是通过这些道教的活动仪式，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家中的道室在其看来是一方净土，是自己精神上的依靠和寄托。道教的飘逸潇洒、风神爽朗的言行举止和隐士的洒脱疏放是很接近的，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精神超越，这种生活方式和态度很容易受到陆龟蒙之类的文士们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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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描写有关佛道两家的诗歌虽然多，但这些诗歌多是寻访道观寺院和与道士僧人的交往，属于游记诗和应酬诗，可以看出，其习禅慕道仅仅是一种心理的需求，也就是把它们作为一个工具，获得精神上的超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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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在《松陵集》中有两首和皮日休探访寂上人的诗歌，《同袭美游北禅院》：“连延花蔓映风廊，岸帻披襟到竹房。居士只今开梵处，先生曾是草玄堂。清尊林下看香印，远岫窗中挂钵囊。今日有情消未得，欲将名理问思光。”(147)，观其所作《寒夜同袭美访北禅院寂上人》诗，可知皮陆二人往往是一起访问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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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湖散人”与“甫里先生”的儒学人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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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有两个颇具特色的雅号：，一曰“江湖散人”，二曰“甫里先生”。他为此曾写过两篇自述体的散文，一为《江湖散人传》，二为《甫里先生传》。在这两篇著名的传记中，作者为我们勾勒了两个迥异其趣的自我形象：“江湖散人”与“甫里先生”，一为形骸放浪的“怪民”，一为崇儒自洁的士子。此自我形象的二重性，是陆龟蒙散文向我们展示的不同儒学人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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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散人天骨奇，短发搔来蓬半垂”的形骸放浪“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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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那篇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了“江湖散人”神态的《江湖散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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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散人天骨奇，短发搔来蓬半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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