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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捉孤篁曳寒茧，口诵《太古沧浪词》。(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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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江湖散人”的一副放浪形骸，狷介不羁的“怪民”形象。“江湖散人”首先是污浊黑暗的现实所造成的自我形象的变异。陆龟蒙的《怪松图赞》一文便似乎为我们理解“江湖散人”开启了一扇门扉。在“江湖散人”这一自我形象上，“散”与“怪”其实是一回事，实质都是对世俗社会所认可的规范的触犯与背叛。陆龟蒙对“怪松”之“怪”，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和惊人的理解。他认为：“草木之生，安有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为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况松柏乎？”(149)唯其“出于岩穴之内”，横遭岩石重压，虽奋力冲出石穴，但其形状已发生变异而成为怪松；这无疑是对怪松成因的合理说明，但这又何尝不是对“散人”、“怪民”成因的形象化解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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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环境的压抑，造成了自我形象的扭曲和变形，而自我形象的扭曲和变形，反过来又是对恶劣环境的一种控诉和抗争。因此，“散人”也好，“怪民”也罢，都是陆龟蒙在充满缺陷的现世面前渲泄傲世之情的载体。李唐末世的黑暗，无疑使陆龟蒙这样一位以儒家节操自励的理性精神很强的文人学士感到了压抑和窒息。他对充满着狂狷不羁的个性色彩的“散人”进行了热情而近乎狂热的礼赞，也部分地出自一种对抗世俗丑恶的逆反心理；正是在这种礼赞与嘲弄、讴歌和抨击的复杂心态中，他获得了一种快感，获得了一种平衡社会压力的心理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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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散人”、甘作“怪民”，也许还源自陆龟蒙对官场拘束、危险的认识吧？他曾在在《渔具诗·鱼梁》中唱到：“投身入笼槛，自古难飞走。”(150)这种对牢笼生活的危险性的认识，和他在《招野龙对》中对自由天地的向往其实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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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何龊龊乎如是耶？赋吾之形，冠角而被鳞；赋吾之德，泉潜而天飞；赋吾之灵，嘘云而乘风，赋吾之职，抑骄而泽枯。观乎无极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穷端倪而尽变化，其乐不至耶？(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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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矫首而笑”的野龙，“观乎无极之外，息乎大荒之墟”，视野何等开阔！胸襟何等博大！我们仿佛在它身上看见了抟扶摇而上的大鹏，那狂放不羁的“散人”又何尝不是“野龙”精灵的外化呢？陆龟蒙一方面渴望一展骥足，实现拯世济民的愿望；一方面又失却了盛唐文人那种对建功立业的强烈向往和热切追求，对官场仕途的险恶表现了那么一点鄙视和警惕，这不正是大唐季世不遇士子的典型心态么？“散人”的狂态，不过是这种心态的外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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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读古圣人书，探六籍，识大义”的崇儒自洁士子“甫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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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陆龟蒙的《甫里先生传》，会看到一位与形骸放浪的“江湖散人”不甚和谐的“甫里先生”。这位“甫里先生”，“性野逸无羁检，好读古圣人书，探六籍，识大义”(152)，尤其喜爱《春秋》，“就中乐《春秋》”(153)，看到文字“颠倒漫漶，翳塞无一通者”(154)的《春秋通例》，唯恐“疑误后学”(155)，因“以是学为己任”(156)，竟亲自“著书摭而辨之”(157)。同时，他还有极强的校书癖，每“得一书详熟”(158)，“值本即校，不以再三为限。朱黄二毫，未尝一日去於手。所藏虽少，咸精实正定，可传借人。书有编简断坏者缉之，文字缪误者刊之。乐闻人为学，讲评通论不倦。有无赖者，毁折糅汗，或藏去不返，先生蹙然自咎。”(159)好一副如醉如痴的憨态！强烈的认知需求，使他在儒学典籍中获得了一种高峰体验的幸福感。这和那位形神俱散、内外皆散的“江湖散人”是何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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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龟蒙的身上存在着两个自我，“江湖散人”和“甫里先生”就是这两个自我的具象。就其本质而言，他不是一位狂士，而是一位清醒的理性主义者。他所追求的是儒学文化的君子人格，因此，他对小人横行的官场十分厌恶。他对晚唐史治的批判延续了这种内在追求的必然，如《野庙碑》中，陆龟蒙把那些“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一载车马，拥徒隶”(160)的官吏，斥之为“缨弁言语之土木”(161)，真是入骨三分，一下子就把官吏们矫以饰外的种种灵光击得粉碎，现出他们窃民之酒牲，窃君之禄位，却残民欺君的真象。陆龟蒙的儒学理性精神，在散文中突出表现为怀疑精神，这种怀疑精神给他的部分散文带来了战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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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自我形象的核心是崇濡自洁的“甫里先生”。这首先是源自那个养育了他的大唐季世——一个危机四伏和儒学理性主义思潮一度高涨的时代。中唐已降，藩镇割据，宦官肆虐的现实，刺激了一批士人希望用儒学来挽救颓世的心理。陆龟蒙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里，同时又出生在一个家道虽然衰落，但是恪守儒学的信仰业未动摇的没落贵族家庭里，社会思潮的影响，家风的熏陶，个人对儒学文化的长期服膺，都使他自觉地接受了儒学的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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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在《甫里先生传》中说：“人谓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传》而歌咏之。由是浑毁誉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复致意。”(162)这正是采取儒家史记“互见”笔法。这也可见甫里先生和江湖散人这两个艺术形象正是作者有意识地塑造出来，分别代表他遁世与愤世的心态。只有看到矛盾的两个方面，方构成一个完整的陆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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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物动牢愁，愤世频肮脏”的悲愤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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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陆龟蒙的全部作品，他的诗中既有鄙薄名利、清净淡泊的境界，也有对百姓疾苦的关注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在倡导遁世文学的同时，其诗歌创作继承了《离骚》中愤世嫉俗、哀歌人生的主题，并与唐末感伤诗相融汇，形成了更为强劲、慷慨多悲的愤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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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既日月，《九辩》即列宿”的愤世文学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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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强调悲愤文学的传统：“《离骚》既日月，《九辩》即列宿。卓哉悲秋辞，合在风雅右。”(163)屈原与儒家圣人孔子相提并论，均以“日月”喻之，足见其景仰之心。一部《离骚》，开创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也开悲愤文学先声；而陆龟蒙正是继承了这种传统，并将《诗经》代表的风雅传统（美刺与暴露）及韩柳等古文家所倡导的载道文学说融入其中，进而发展为独具一格的愤世文学说，这也是他在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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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痛斥负恩跋扈的藩镇，专权祸国的宦官，对昏君庸臣与贪官悍吏也予以大胆嘲弄与抨。为重要的是，他并不止于愤世嫉俗，而且以极大的热情来议政。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太宗基业”传承至此已摇摇欲坠，因而大声疾呼起用良将，以保证大唐江山的牢固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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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基业甚牢固，小丑背叛当歼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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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军近自肃宗置，抑遏辅国争雄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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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大段剪凶逆，须召劲勇持军麾。(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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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还别具一种悲天悯人的襟怀，痛心于穷兵黩武的战争给社会、老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在“只今利口且箕敛，何暇俯首哀惸嫠”(165)的时代里，惟有他，对于天下百姓的悲惨遭遇寄予深深哀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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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贼垒犹占地，死者暴骨生寒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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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辄拟荷锄笠，诟吏已责租钱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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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师十万一日费，不啻千金何以支。(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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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膏血穷，一筵歌舞价”的儒家忧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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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痛感儒道沦丧，致使民心日离、世风日衰、社会愈益黑暗，所以，其诗中更多的是对现实社会所作的痛苦剖析。在陆龟蒙的“浩歌”中，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战争。因为季世末年多的是战乱，对社会、对百姓影响最大的也是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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