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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朱子语类》卷一中，朱子曰：“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生有此理。”“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有一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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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陆九渊集》中《与曾宅之》写到：“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二。”王阳明《传习录上》中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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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杜亚泉《接续主义》中说：“国家之接续主义，一方面含有开进之意味，一方面又含有保守之意味。盖接续云者：以旧业与新业相接续之谓。有保守而无开进，则拘墟旧业，复何用其接续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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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参见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收入《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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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参见《熊十力全集》第五卷，第57、58、63页，第四卷，第105、111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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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可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新理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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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见《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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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见贺麟《哲学与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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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参见《魏晋思想的发展》，《汤用彤全集》第四卷，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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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汤用彤：《魏晋玄学流派略论》中指出，魏晋玄学与东汉有根本之不同，他说：“魏晋玄学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王弼《易略例·明彖章》）；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易略例·明象章》）。于是脱离汉代宇宙论（Cosmology or Cosmogony）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按：张东荪否认中国有“本体论”（参见张耀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又，俞宣孟教授也反对中国有本体论（参见上海《社会科学报》，2004年9月9日）。这是由于他们企图用西方本体论学说规范中国哲学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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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周易注》引王弼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数而数之以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郭象《庄子注》：“夫圣人虽身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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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参见拙作《论知行合一》，收入《反本开新——汤一介自选集》中，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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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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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迫使人们奴隶般的服从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会充分地涌现出来，……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社会才能把‘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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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参见拙作《读冯契同志〈智慧说三篇〉导论》，上海《学术月刊》1998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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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朱子语类》，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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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正蒙·大心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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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宋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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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说 北宋前期的儒学与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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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唐代的韩愈、李翱，这早已成为宋代思想史研究的通识。【1】除此以外，北宋初年柳开、王禹偁等人的累积之渐，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孙复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国朝自柳仲涂开、王元之禹偁、孙汉公何、种明逸放、张晦之景既往，虽来者纷纷，鲜克有议于斯文者。诚可悲也！”【2】当然，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崇道尊经、排佛抑文的基本方向的奠定，【3】则不能不归功于被后人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和石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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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时期儒学建构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地方讲学活动的开展，促成了儒学教育的制度化。其中，胡瑗在苏州和湖州等地的教学实践影响最为深广。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曾对此特加表出：“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5】其二是新的经学风气的开创。宋初经学，于六经之中尤重《春秋》和《周易》。【6】此时的《春秋》学，往往于三传之外另出新义。这种新风气是由孙复和刘敞奠定的：“北宋以来，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孙复与（刘）敞始。”【7】《易》学则以义理为宗，其中以胡瑗的《周易口义》影响最大。【8】除此之外，复有以“图”、“书”说《易》的一派：“汉儒言易多主象数，至宋而象数之中复歧出图书一派。（刘）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9】然而，宋代的象数图书之学，主要是用象数来构建宇宙论的系统，进而发明义理，这与汉代的象数学重在推演逆顺吉凶，是有着本质区别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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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胡瑗的《周易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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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如皋人。少年时“即以圣贤自期许”。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11】后因范仲淹等人的推荐，先后主持苏州和湖州州学。其创立的苏湖教法，成为庆历四年（1044）所建京师太学的范本。自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起，任职于太学。嘉祐四年（1059），以太学博士致仕。卒于杭州。胡瑗教学，立“经义”和“治事”两科，前者重经义传习，后者主实行致用。一时贤俊，如钱藻、孙觉、范纯仁、徐积等，皆出其门下，程颐也深受其影响。【12】胡瑗一生著述甚丰，然多已亡佚。至今尚存的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和《皇祐新乐图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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