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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口义》一书并非胡瑗亲撰，而是其弟子倪天隐记录和整理的授课讲义。【13】此书于北宋即已流传甚广，对当时的《易》学风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邵氏闻见录》载：“程子与谢湜书言：读《易》当先观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14】程颐在《伊川易传》中，曾多处引用胡瑗的观点，如在《观》卦《彖》辞注中说：“予闻之胡翼之先生曰：居上为天下之表仪。”【15】又如《大畜》上九爻辞注云：“予闻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误加何字。”【16】除此类明确征引胡瑗观点的表述外，还有一些虽未明确指出，但基本上全用《口义》的地方。比如《师》卦六五注，《口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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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田野之有禽，则是害苗稼，固当猎取之。天下有奸诈之人，则是犯王之命，固当征讨之。盖奸臣贼子，虽治平之世亦不能无，但在上之人实时诛之，不可使滋蔓。其牙蘖必务翦除而清其乱也。是如田之有禽，必伤害苗稼，固猎而去之可也。“利执言无咎”者，夫兵者凶器，圣王不得已而用之。用之者所以诛不廷而讨不轨也。然而征讨之事，圣人固不当亲往之。所利者但执彼之不顺之言，遣将而征讨之可也。以此而行于义，自得其无咎矣。“长子帅师”者，夫长子止言九二之爻也。言九二有刚明之才，中正之德，能统一师众，又为六五所委任，故能帅其众同心戮力以赴难，然后获其成功也。是长子帅师之效也。“弟子舆尸，贞凶”者，弟子止谓众阴之爻也。舆，众也。尸，主也。夫统兵举众，必使号令齐一，法律中正，然后能成战阵之功。或任以柔弱之质，而复众主其兵，号令赏罚出于二三，以至众有离叛之心。又不能成战阵之功以正道，则凶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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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传》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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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君位，兴师之主也。故言兴师任将之道。师之兴，必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为生民之害，不可怀来，然后奉辞以诛之。若禽兽入于田中，侵害稼穑，于义宜猎取则猎取之。如此而动，乃得无咎。若轻动以毒天下，其咎大矣。执言，奉辞也。明其罪而讨之也。若秦皇汉武，皆穷山林以索禽兽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将授师之道，当以长子帅师。二在下，而为师之主，长子也。若以弟子众主之，则所为虽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长者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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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对比，则知程《传》对此爻的注释几乎完全出自《口义》，而与王弼《周易注》异趣。由此可以看出胡瑗的《易》学对程颐的深刻影响。【19】当然，胡瑗在《易经》的解释体例和原则上，基本上完全以王弼为本，并没有什么根本的突破。这与程《传》对王弼《周易注》的系统超越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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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释《易》体例上，胡瑗基本上仍秉承“承”、“乘”、“比”、“应”以及“当位”和“不当位”的解释原则。甚至对王弼寡以统众的原则，也不加辨析地承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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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万化一术也，天下一统也。若以至正之道、纯一之德而治之，则天下自然而治矣。若不以纯一之德而治之，则天下自然而睽乖矣。故王辅嗣尝曰：“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动者，贞夫一者也。”是天下之动，必由寡之所治，贞其一而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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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寡以统众的原则，就会出现一阴统帅众阳的状况。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正统的儒家观念相违背的。程《传》对这一原则的修正，其着眼点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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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胡瑗精通律历，【21】因此在解释《乾》、《坤》二卦时，引入了相关的理论和知识。在《乾》卦初九注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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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乾坤之十二爻，配之十二月。今初九乃是建子之月，一阳始萌于黄钟之宫。虽生成之功未及于物，然已有生成万物之心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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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解释，对司马光的《温公易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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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释《易》体例上，胡瑗并没有自己独得的创见，但在具体的解释中，他还是提出了许多别具新意的见解。比如，对于《乾》卦初九爻辞中的“潜龙勿用”，《口义》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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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君子未得位之时，虽道未泽于世，然已有泽天下之心矣。谓之“潜龙”者，言阳气未发见而在潜隐之地也。“勿用”者，圣人戒后世勿用此潜龙为德也。何以言之？凡人萃五行秀气而生，为万物之最灵者也。然天下之众愚不肖者常多，贤智者常少。况圣人挺全粹之德，受天元之纯，则又过于贤也远矣。夫有圣人之资，则无所不通，无所不明矣。固当出见于世，辅其君，泽其民，利其物，以成天下之事业则可也。《文言》曰：“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今有圣人之德之明，反以潜隐为事，则天下之愚不肖将谁治之？是不知天所以生圣人之意也。……《乾》六爻皆圣人象也。若之何有圣人之资而潜隐自居乎？《文言》曰：“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圣人之戒勿用潜隐为德，可谓明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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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潜龙勿用”解释为“勿用潜隐为德”，在句法上，只是将“潜龙勿用”从一般的主谓句转读作谓语后置的句子，毫无牵强之处，便翻转出一层本于儒家忧民济世之怀的新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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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对于《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口义》的解释也极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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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曰：《乾》之六爻，自初至上皆称龙者，终始全用刚阳之德也。王者，法天之健，居兆人之上，亦当终始用其刚阳之德也。故言“用九，见群龙”。然谓“无首，吉”者，言全用刚德，不可居物之首也。何则？夫国家兵武，至刚威者也。动则蠹民之财，残民之命，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也。凡人臣有背叛、四夷有侵挠，天子于是加兵以诛讨之，去其元恶大憝，以安天下之生灵。待其有犯，然后应之耳，不可先之也。先之则穷黩矣。夫穷兵黩武，岂圣人事哉？秦之始皇、汉之孝武、隋之炀帝、唐之明皇，皆为首以自取败亡之道耳。故圣人戒之，言无首乃得无咎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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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注释的内容可以推知，胡瑗将此句读为“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与一般理解中将“首”解作首领、首脑不同，【25】胡瑗将其解为发首、“先之”之义。经此顺势点拨，就引伸出王者虽然应该从始至终有刚阳之德，但也不可全用刚德，尤其是在事关“兵武”的时候，只能“应之”，而不应“先之”。这集中反映了北宋儒者对军事问题的复杂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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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在经学和教育两方面的贡献，对北宋儒学的开展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因此，《宋元学案》以《安定学案》开篇，是合乎历史事实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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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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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复（993—1057），字明复，晋州平阳人。四举进士不第，遂退居泰山之阳，聚徒讲学。鲁之学者，自石介以下，皆师事之。【27】在范仲淹和富弼等人的举荐下，被召为国子监直讲、迩英殿祗候，后因事坐贬。久之，复为直讲，迁殿中丞，卒于任上。据《宋史》载：“复既病，韩琦言于仁宗，选书吏，给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复家得书十五万言，录藏秘阁。”【28】孙复以经学见长，现存的著述有《春秋尊王发微》、《孙明复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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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载、二程直承孟子不同，孙复对荀子、扬雄、王通、韩愈等，也极为推重，认为他们在传承周孔之道的功绩上，与孟子相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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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之所为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吾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三十年，处于今之世，故不知进之所以为进也，退之所以为退也，毁之所以为毁也，誉之所以为誉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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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复对孟、荀、扬、韩等人的推尊，固然是其个人思想兼收并蓄的表征，但同时也反映出此时的儒学思想宗主未明的基本状况。宗主未明，则于义理之精粹处，难于深透，因而亦难成一影响深远的思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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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孙复在上面这段文字里，没有提及董仲舒。【30】而在《董仲舒论》中，却对其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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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大教颓缺，学者疏阔，莫明大端。仲舒煜然奋起，首能发圣道之本根，新孝武之耳目。上自二帝，下迄三代，其化基治具咸得之于心，而笔之于书。将以缉乾纲之绝纽，辟王道之梗涂矣。故其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凡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息灭邪说，斯可谓尽心于圣人之道者也。噫！暴秦之后，圣人之道晦矣。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彼孟轲、荀卿，当战国之际，虽则诸子纷乱，然去圣未远，先王之典经尽在；扬雄处新室之间，虽则大祸是惧，然汉有天下滋久，讲求典礼，抑亦云备，故其微言大法盛于闻见，揭而行之，张以为教易尔。若仲舒燔灭之余，典经已坏，其微言大法希于闻见，探而索之，驾以为说，不其难哉？况乎暴秦之祸甚于战国之乱与新室之惧耶？然四子之道一也。使易地而处则皆然矣。【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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