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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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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复（993—1057），字明复，晋州平阳人。四举进士不第，遂退居泰山之阳，聚徒讲学。鲁之学者，自石介以下，皆师事之。【27】在范仲淹和富弼等人的举荐下，被召为国子监直讲、迩英殿祗候，后因事坐贬。久之，复为直讲，迁殿中丞，卒于任上。据《宋史》载：“复既病，韩琦言于仁宗，选书吏，给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复家得书十五万言，录藏秘阁。”【28】孙复以经学见长，现存的著述有《春秋尊王发微》、《孙明复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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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载、二程直承孟子不同，孙复对荀子、扬雄、王通、韩愈等，也极为推重，认为他们在传承周孔之道的功绩上，与孟子相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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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之所为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吾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三十年，处于今之世，故不知进之所以为进也，退之所以为退也，毁之所以为毁也，誉之所以为誉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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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复对孟、荀、扬、韩等人的推尊，固然是其个人思想兼收并蓄的表征，但同时也反映出此时的儒学思想宗主未明的基本状况。宗主未明，则于义理之精粹处，难于深透，因而亦难成一影响深远的思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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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孙复在上面这段文字里，没有提及董仲舒。【30】而在《董仲舒论》中，却对其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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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大教颓缺，学者疏阔，莫明大端。仲舒煜然奋起，首能发圣道之本根，新孝武之耳目。上自二帝，下迄三代，其化基治具咸得之于心，而笔之于书。将以缉乾纲之绝纽，辟王道之梗涂矣。故其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凡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息灭邪说，斯可谓尽心于圣人之道者也。噫！暴秦之后，圣人之道晦矣。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彼孟轲、荀卿，当战国之际，虽则诸子纷乱，然去圣未远，先王之典经尽在；扬雄处新室之间，虽则大祸是惧，然汉有天下滋久，讲求典礼，抑亦云备，故其微言大法盛于闻见，揭而行之，张以为教易尔。若仲舒燔灭之余，典经已坏，其微言大法希于闻见，探而索之，驾以为说，不其难哉？况乎暴秦之祸甚于战国之乱与新室之惧耶？然四子之道一也。使易地而处则皆然矣。【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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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董仲舒的功绩，孙复主要着眼于其“天人三策”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而从所处的时代处境看，董仲舒于暴秦燔灭之余、经典散亡之后倡明儒学，比起孟子、荀卿、扬雄等人，更要艰难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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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复对既有的经学传统驳辨甚严，这与他在儒学流脉上的包容态度适成对照。在论及当时被立为取士标准的诸家传注时，孙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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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以王弼、韩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预、何休、范宁之《春秋》，毛苌、郑康成之《诗》，孔安国之《尚书》，镂板藏于太学，颁于天下。又每岁礼闱设科取士，执为准的。多士较艺之际，一有违戾于注说者，即皆驳放而斥逐之。复至愚至暗之人，不知国家以王、韩、左氏、公羊、穀梁、杜、范、毛、郑、孔数子之说，咸能尽于圣人之经耶？又不知国家以古今诸儒服道穷经者，皆不能出于数子之说耶？若以数子之说咸能尽于圣人之经，则数子之说不能尽于圣人之经者多矣。若以古今诸儒服道穷经皆不能出于数子之说，则古今诸儒服道穷经可出于数子之说者亦甚深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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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段文字里，孙复对汉晋以来最为通行的各家传注的权威性，提出了根本的质疑。欧阳修曾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33】而此种“不惑传注”的精神，实际上也是宋代经学的一般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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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尊王发微》一书是孙复经学成就的集中体现。此书“上祖陆淳，而下开胡安国，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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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孙复认为凡《春秋》所记皆寓诛贬之意，故其注说，往往于看似寻常之处，生发出严正的“微言大法”。如对鲁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一条，孙复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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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日不言朔者，凡日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日不言朔，失其朔也。言朔不言日，失其日也。不言日不言朔，日朔俱失也。威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庄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食正朔也。此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失其朔也。威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失其日也。庄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日朔俱失也。此皆历象错乱，摄提无纪，周室不纲，太史废厥职，或失之先，或失之后。《夏书》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故《春秋》详而录之，以正其罪。【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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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在古代的共同体生活里，作为使共同体生活成为可能的基础，一直是礼乐制度的核心要素。律历又是度、量、衡的标准的由来。【36】故历法的淆乱，对于古代的共同体生活，是有着根本性的破坏作用的。因此，《春秋》在记载日食出现时，完全依据鲁国史书，不加修订，其目的正在于记录当时“历象错乱”的情形，以正史官废职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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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隐公“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条，《发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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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鱼非诸侯之事也。天子适诸侯，诸侯朝天子，无非事者，动必有为也。故孟子曰：“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是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隐公怠弃国政，春观鱼于棠，可谓非事者矣。【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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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有其职守所在，凡百举动，皆需有为而发。隐公于春季省耕的时节，观鱼于棠，无疑是怠忽职守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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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春秋尊王发微》也并不一味地追求“苛议”。比如，对于历史上争议颇多的卫灵公世子蒯聩，就力主罪不在蒯聩，而在于“贪国叛父”的卫出公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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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赵鞍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夏四月，卫灵公卒，卫人立辄。辄者，蒯聩之子也，故晋赵鞍帅师纳蒯聩于戚。其言于戚者，为辄所拒不得入于卫也。案定十四年，卫世子蒯聩出奔宋。灵公既卒，辄又已立，犹称曩日之世子蒯聩当嗣，恶辄贪国叛父，逆乱人理以灭天性。孔子正其名而书之也。……故蒯聩出入皆正其世子之名，书之所以笃君臣父子之大经也。不然，贪国叛父之人，接踵于万世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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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注释，是与《论语》里相关的条目相互印证的。孙复的这一段议论，并非出于对蒯聩个人处境的了解和同情，而是根于对《春秋》笔削原则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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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春秋》之绝笔于获麟，孙复的注解深婉动人，对孔子当时心绪的推阐，可谓别具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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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狩未有言其所获者，此言西狩获麟何也？伤之也。孔子伤麟之见获与？孔子伤圣王不作，圣道遂绝，非伤麟之见获也。然则曷为绝笔于此？前此犹可言也，后此不可言也。天子失政，自东迁始；诸侯失政，自会湨梁始。故自隐公至于湨梁之会，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自湨梁之会，至于申之会，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大夫专执之。自申之会，至于获麟，天下之政，会盟征伐，皆吴楚迭制之。圣王宪度，礼乐衣冠，遗风旧政，盖扫地矣。周道沦胥，逮此而尽。前此犹可言者，黄池之会，晋鲁在焉。后此不可言者，诸侯泯泯，制命在吴，无复天子会盟征伐之事也。是故《春秋》尊天子，褒齐晋。褒齐晋所以贬吴楚也，尊天子所以黜诸侯也。尊天子黜诸侯，始于隐公是也。褒齐晋贬吴楚，终于获麟是也。呜呼！其旨微哉！其旨微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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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所记录的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是西周创立以来所建立的种种礼乐宪度、遗风善政“扫地”、“沦胥”的过程。会盟征伐之权，由诸侯降至于大夫，由大夫降至于吴、楚之类的蛮夷之国。由齐、晋伯主天下诸侯，虽于王权亦为僭越，然终是华夏之邦，容或有可挽之势，至吴、楚制命诸侯，则周道绝矣。此前犹可以周王朝之礼乐宪度绳约之，此后则并此底线之准绳亦从根本上失其效用。天下的彻底失范，使得《春秋》式的诛伐也丧失了根据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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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尊王发微》虽确有“深文锻炼”之弊，但总体说来，议论大都严正有据。此书对北宋儒学的基本历史观的塑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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