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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论语》里的“不迁怒”解释为“出怒不怒”、“怒出于不怒者也”，蕴含了作为“不怒者”的心体不为喜怒牵引的心性学意涵。在刘敞看来，此种“出怒不怒”的心灵境界，也就是“中庸”。而所谓“中庸”，其实就是“中用”。因物之可喜可怒之性，而喜而怒。喜怒顺任自然，无所留滞，则不喜不怒的中体无所迁动，自然能周流发用于具体的喜怒哀乐当中。而中体的周流发用，是谓“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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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敞博雅多识，曾以先秦彝器铭识考知三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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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识，皆科斗书。为古学者莫能尽通，以他书参之，乃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时，于今盖二千有余岁矣。嗟乎！三王之事，万不存一，《诗》《书》所记，圣王所立，有可长太息者矣。独器也乎哉？兑之戈，和之弓，离磬崇鼎，三代传以为宝。非赖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众不可概，安知天下无能尽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图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终此意者，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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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近代学者取出土材料与传世典籍相印证的做法，颇有相通之处。刘敞之“邃于礼”，【47】与其专精的治学精神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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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刘敞在北宋儒学史上最为突出的贡献，主要还是他的《春秋》学。他的《春秋》学著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以《春秋权衡》驳三传之失，以《春秋传说例》明解经纲领，以《刘氏春秋传》立一家之言，用《春秋意林》著未尽之蕴。这些著作无论是宏观的结篇构意，还是具体的阐释发挥，都别具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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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春秋左氏传》，刘敞认为：“丘明所以作传者，乃若自用其意说经，泛以旧章常例通之于史策，可以见成败耳。其褒贬之意，非丘明所尽也。以其不受经也。”【48】对于杜预提出的孔子作《春秋》只是因袭旧史的观点，刘敞指出，这不仅是对《春秋》的曲解，甚至也是对《左传》的背离，因为“按隐公之初，始入《春秋》，丘明解经颇亦殷勤。故‘克段于鄢’，《传》曰：‘不言出奔，难之也’，‘不书城郎，非公命也。’不书之例一年之中凡七发明”。【49】从这些细节上的证据，可以证明《左传》的著述目的是以历史的详细记载解释《春秋》。而《春秋》虽以鲁国史为根据，但孔子通过笔削，已将褒贬之义涵蕴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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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杜预《春秋左传注》中的谬误，刘敞攻驳尤严。如“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刘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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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氏云“孔父称名。内不能治其闺门，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祸及君，故贬之”，非也。仇牧、荀息皆称名，《春秋》虽以字为褒，然已名其君于上，则不得字其臣于下，此所谓君前臣名，礼之大节也。用杜氏之意者，乃当名君字大夫，颠倒人伦乎？其不通经则亦已矣，又诬彼三人以为有罪，不亦蔽惑甚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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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敞看来，杜预之所以“不通经”，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礼之大节”的无知。在未能周详地领会《春秋》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妄施解说和评价，其结果不仅在具体事件的议论上有失褒贬之正，更在根本上蔽惑了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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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敞将《左传》的“解经之蔽”总结为如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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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率《左氏》解经之蔽有三：从赴告一也，用旧史二也，经阙文三也。所以使白黑混淆不可考。【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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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左传》实际上是在用这三种“遁辞”来缘饰《春秋》里种种无法疏通的“抵牾”。这样的“遁辞”使得《左传》成了一种无从“证伪”的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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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羊传》，刘敞也有激烈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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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所谓张三世者，本无益于经也。何以言之？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则是言仲尼作经，托记传闻而已。说者乃分裂年岁，参差不同，欲以蒙澒其说，务便私学。假令推日月之例，书之详而中其义，则曰当若此矣；适不中义，则猥曰此传闻。若所闻，若所见，故略故详也。以是通之，以是扶之，无往而不入，要之无益于经，而便于私学而已。……又谓作《春秋》为汉制，迷惑谶书，以伪为真，其端出于欲干合时君，排抵二传也。今而观之而不掩口笑也，几希矣。【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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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世”是《公羊传》最重要的解经原则之一，而在刘敞眼中，其根本目的实在于“蒙澒其说，务便私学”。以“张三世”的原则解释《春秋》，自然能无往而不入，但对于理解《春秋》笔削的微旨，却毫无助益。至于以《春秋》为托古改制之书，更属无稽之谈，其根本目的无非是要迎合当时的君主，排斥其他的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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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敞对《春秋》做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因此，他提炼出的解读义例，在具体的注释中多能使历史记述与《春秋》经文相契合。这些解读义例，汇集在《春秋传说例》中。【53】将这些义例与《刘氏春秋传》相印证，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刘敞对《春秋》的理解。如《说例·奔例》云：“国君以仁义为守，以礼乐为教，以政刑为法，以贤智为辅，虽有强暴，孰能亡之？是以《春秋》诸侯之奔者，莫曰人逐之，而曰自亡也。故诸言奔者，将必治其罪，则正言其名。正言其名，有所不通，是以讳所尊则曰居，讳所亲则曰孙，讳所贤则曰大去。大去者，将逊于位之意也。”【54】国君如不失政，纵遇强暴，亦不致亡国。所以，诸侯出奔，即使是为人所逐，也要明白地指出其自身的过错。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对于所尊、所亲、所贤之君，还是要有所隐讳的。考之《刘氏春秋传》，于“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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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者何？奔也。内讳奔，谓之孙。夫人何以不称姜氏？绝之也。绝之奈何？夫人与于弑者，不可以入宗庙。【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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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僖公二十有四年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郑”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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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无外，其曰出居于郑何？王自出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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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庄公四年三月，纪侯大去其国”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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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去其国者何？出奔不复。出奔不复则其曰大去其国何？不使纪侯有奔之名也。曷为不使纪侯有奔之名？纪侯者，仁人也，不以其所用养人者害人，以为虽太王之道不过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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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春秋》讳所亲、讳所尊、讳所贤的具体实例。《刘氏春秋传》的具体解读与《说例》完全契合。这些具体的解说，大都简易直接，毫无牵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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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敞的《春秋》学是学贵心通、不拘章句的北宋经学风格的杰出范例。而由于他的学问渊深、博雅多识，又使得他有关《春秋》的撰述能迥出于时贤之上。这是研究北宋思想史的人需要特别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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