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2054738e+09
1702054738
1702054739 对于董仲舒的功绩,孙复主要着眼于其“天人三策”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而从所处的时代处境看,董仲舒于暴秦燔灭之余、经典散亡之后倡明儒学,比起孟子、荀卿、扬雄等人,更要艰难许多。
1702054740
1702054741 孙复对既有的经学传统驳辨甚严,这与他在儒学流脉上的包容态度适成对照。在论及当时被立为取士标准的诸家传注时,孙复说:
1702054742
1702054743 国家以王弼、韩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预、何休、范宁之《春秋》,毛苌、郑康成之《诗》,孔安国之《尚书》,镂板藏于太学,颁于天下。又每岁礼闱设科取士,执为准的。多士较艺之际,一有违戾于注说者,即皆驳放而斥逐之。复至愚至暗之人,不知国家以王、韩、左氏、公羊、穀梁、杜、范、毛、郑、孔数子之说,咸能尽于圣人之经耶?又不知国家以古今诸儒服道穷经者,皆不能出于数子之说耶?若以数子之说咸能尽于圣人之经,则数子之说不能尽于圣人之经者多矣。若以古今诸儒服道穷经皆不能出于数子之说,则古今诸儒服道穷经可出于数子之说者亦甚深矣。【32】
1702054744
1702054745 在这一段文字里,孙复对汉晋以来最为通行的各家传注的权威性,提出了根本的质疑。欧阳修曾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33】而此种“不惑传注”的精神,实际上也是宋代经学的一般倾向。
1702054746
1702054747 《春秋尊王发微》一书是孙复经学成就的集中体现。此书“上祖陆淳,而下开胡安国,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34】
1702054748
1702054749 由于孙复认为凡《春秋》所记皆寓诛贬之意,故其注说,往往于看似寻常之处,生发出严正的“微言大法”。如对鲁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一条,孙复注曰:
1702054750
1702054751 言日不言朔者,凡日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日不言朔,失其朔也。言朔不言日,失其日也。不言日不言朔,日朔俱失也。威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庄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食正朔也。此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失其朔也。威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失其日也。庄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日朔俱失也。此皆历象错乱,摄提无纪,周室不纲,太史废厥职,或失之先,或失之后。《夏书》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故《春秋》详而录之,以正其罪。【35】
1702054752
1702054753 历法在古代的共同体生活里,作为使共同体生活成为可能的基础,一直是礼乐制度的核心要素。律历又是度、量、衡的标准的由来。【36】故历法的淆乱,对于古代的共同体生活,是有着根本性的破坏作用的。因此,《春秋》在记载日食出现时,完全依据鲁国史书,不加修订,其目的正在于记录当时“历象错乱”的情形,以正史官废职之罪。
1702054754
1702054755 又隐公“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条,《发微》曰:
1702054756
1702054757 观鱼非诸侯之事也。天子适诸侯,诸侯朝天子,无非事者,动必有为也。故孟子曰:“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是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隐公怠弃国政,春观鱼于棠,可谓非事者矣。【37】
1702054758
1702054759 诸侯有其职守所在,凡百举动,皆需有为而发。隐公于春季省耕的时节,观鱼于棠,无疑是怠忽职守的表现。
1702054760
1702054761 当然,《春秋尊王发微》也并不一味地追求“苛议”。比如,对于历史上争议颇多的卫灵公世子蒯聩,就力主罪不在蒯聩,而在于“贪国叛父”的卫出公辄:
1702054762
1702054763 晋赵鞍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夏四月,卫灵公卒,卫人立辄。辄者,蒯聩之子也,故晋赵鞍帅师纳蒯聩于戚。其言于戚者,为辄所拒不得入于卫也。案定十四年,卫世子蒯聩出奔宋。灵公既卒,辄又已立,犹称曩日之世子蒯聩当嗣,恶辄贪国叛父,逆乱人理以灭天性。孔子正其名而书之也。……故蒯聩出入皆正其世子之名,书之所以笃君臣父子之大经也。不然,贪国叛父之人,接踵于万世矣。【38】
1702054764
1702054765 这一条注释,是与《论语》里相关的条目相互印证的。孙复的这一段议论,并非出于对蒯聩个人处境的了解和同情,而是根于对《春秋》笔削原则的理解和把握。
1702054766
1702054767 对于《春秋》之绝笔于获麟,孙复的注解深婉动人,对孔子当时心绪的推阐,可谓别具会心:
1702054768
1702054769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狩未有言其所获者,此言西狩获麟何也?伤之也。孔子伤麟之见获与?孔子伤圣王不作,圣道遂绝,非伤麟之见获也。然则曷为绝笔于此?前此犹可言也,后此不可言也。天子失政,自东迁始;诸侯失政,自会湨梁始。故自隐公至于湨梁之会,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自湨梁之会,至于申之会,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大夫专执之。自申之会,至于获麟,天下之政,会盟征伐,皆吴楚迭制之。圣王宪度,礼乐衣冠,遗风旧政,盖扫地矣。周道沦胥,逮此而尽。前此犹可言者,黄池之会,晋鲁在焉。后此不可言者,诸侯泯泯,制命在吴,无复天子会盟征伐之事也。是故《春秋》尊天子,褒齐晋。褒齐晋所以贬吴楚也,尊天子所以黜诸侯也。尊天子黜诸侯,始于隐公是也。褒齐晋贬吴楚,终于获麟是也。呜呼!其旨微哉!其旨微哉!【39】
1702054770
1702054771 《春秋》所记录的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是西周创立以来所建立的种种礼乐宪度、遗风善政“扫地”、“沦胥”的过程。会盟征伐之权,由诸侯降至于大夫,由大夫降至于吴、楚之类的蛮夷之国。由齐、晋伯主天下诸侯,虽于王权亦为僭越,然终是华夏之邦,容或有可挽之势,至吴、楚制命诸侯,则周道绝矣。此前犹可以周王朝之礼乐宪度绳约之,此后则并此底线之准绳亦从根本上失其效用。天下的彻底失范,使得《春秋》式的诛伐也丧失了根据和基础。
1702054772
1702054773 《春秋尊王发微》虽确有“深文锻炼”之弊,但总体说来,议论大都严正有据。此书对北宋儒学的基本历史观的塑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702054774
1702054775 第三节 刘敞的《春秋》学【40】
1702054776
1702054777 刘敞(1019—1069),字原父,吉州临江人。庆历六年(1046)中进士第。历任知制诰、集贤院学士等职。为官清正敢言。学问博洽,“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屠、老庄之说无所不通”,【41】尤长于《春秋》。著有《春秋权衡》、《刘氏春秋传》、《意林》、《公是弟子记》和《公是集》等。
1702054778
1702054779 在很多重要的儒学问题上,刘敞都发展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刘敞持否定的态度:
1702054780
1702054781 孟子曰:“人之性善”,“人之性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可谓言过其实矣。人之性善,且有上、有中、有下。于上也,又有上焉;于中也,又有中焉;于下也,又有下焉。九品也。故上者圣,中者君子,下者有常。不及乎圣而为仁,不及乎君子而为善,不及乎有常而为齐民。故性不同也而善均,善不同也而性均。故人不可以为尧舜,犹尧舜不可为人也。寿莫如召公,不能至乎圣而止。夭莫如颜子,亦不能至乎圣而止。使召公而夭,使颜子而寿,其材亦若是而止矣。此性之不可过也,人何可为尧舜哉?故开难到之期者,人不能信也。人不能信者,学不能益也。【42】
1702054782
1702054783 刘敞并不反对性善论,但他认为人之性有高下,善亦有小大。从他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性,是指每个人生而具有的禀赋和才具。而这一禀赋和才具是有其基本的限量的。人的品性高下虽有九品之别,但在均为善性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尽管同为善性,但善之大小却有着不可逾越的差别。在回答欧阳修“人之性必善,然则孔子谓上智与下愚不移可乎”这一问题时,他说:“愚智非善恶也。虽有下愚之人,不害于为善。善者,亲亲尊尊而已矣。孔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闻一以知二,回也闻一以知十。’然则其亦有闻十而知一、闻百而知一、闻千而知一者矣。愚智之不可移如此。”【43】这里,刘敞明确地将道德上的善恶与气禀材具上的智愚区别开来。
1702054784
1702054785 对于恶根源于情的思想,刘敞从根本上反对。他说:“物谓之命,生谓之性,道谓之情。情者,圣人所贵也,诗书礼乐所由作也,仁义忠信所由显也,五帝三王所以有其人民也。”【44】情是“本正”的,而“本正”之情之所以会导而为邪,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了性的统御。性之于情,仿佛神之于形。盲者之所以不睹五色,正是由于形不为神所使。由这一“贵情”的立场出发,刘敞还对“中庸”作出了颇为独特的解释:
1702054786
1702054787 杨慥问曰:“仲尼称颜渊不迁怒,何谓也?”刘子曰:“中庸而已矣。众人之怒也,出怒于怒,故怒也,是迁也已。颜子之怒也,出怒不怒,出怒不怒者,怒出于不怒者也。怒出于不怒者,有迁之者乎?仲尼言其一端尔。由是言之,谓之不迁怒也可,谓之不迁喜也可。”杨子曰:“何谓中庸?”曰:“中庸者,中用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此四物者,君子不能不由焉,然而中为之本矣。”“有人也,喜之不喜,怒之不怒,若是可谓中庸乎?”曰:“未也。是其于智也达,于道也偏。偏则不遍,是其过之者也。”“然则喜之而喜,怒之而怒,喜怒不失其类则可谓中庸乎?”曰:“未也。是其于名也察,于情也节,犹未免乎徇也。是之谓不及。”“然则奈何?”曰:“因于物,缘于理,彼其可喜也而喜之,彼其可怒也而怒之。其貌曲巧,其变曲当,物之制也,理之有也,而泊然无所于系,是中庸矣。”【45】
[ 上一页 ]  [ :1.70205473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