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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敞将《左传》的“解经之蔽”总结为如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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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率《左氏》解经之蔽有三：从赴告一也，用旧史二也，经阙文三也。所以使白黑混淆不可考。【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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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左传》实际上是在用这三种“遁辞”来缘饰《春秋》里种种无法疏通的“抵牾”。这样的“遁辞”使得《左传》成了一种无从“证伪”的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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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羊传》，刘敞也有激烈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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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所谓张三世者，本无益于经也。何以言之？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则是言仲尼作经，托记传闻而已。说者乃分裂年岁，参差不同，欲以蒙澒其说，务便私学。假令推日月之例，书之详而中其义，则曰当若此矣；适不中义，则猥曰此传闻。若所闻，若所见，故略故详也。以是通之，以是扶之，无往而不入，要之无益于经，而便于私学而已。……又谓作《春秋》为汉制，迷惑谶书，以伪为真，其端出于欲干合时君，排抵二传也。今而观之而不掩口笑也，几希矣。【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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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世”是《公羊传》最重要的解经原则之一，而在刘敞眼中，其根本目的实在于“蒙澒其说，务便私学”。以“张三世”的原则解释《春秋》，自然能无往而不入，但对于理解《春秋》笔削的微旨，却毫无助益。至于以《春秋》为托古改制之书，更属无稽之谈，其根本目的无非是要迎合当时的君主，排斥其他的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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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敞对《春秋》做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因此，他提炼出的解读义例，在具体的注释中多能使历史记述与《春秋》经文相契合。这些解读义例，汇集在《春秋传说例》中。【53】将这些义例与《刘氏春秋传》相印证，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刘敞对《春秋》的理解。如《说例·奔例》云：“国君以仁义为守，以礼乐为教，以政刑为法，以贤智为辅，虽有强暴，孰能亡之？是以《春秋》诸侯之奔者，莫曰人逐之，而曰自亡也。故诸言奔者，将必治其罪，则正言其名。正言其名，有所不通，是以讳所尊则曰居，讳所亲则曰孙，讳所贤则曰大去。大去者，将逊于位之意也。”【54】国君如不失政，纵遇强暴，亦不致亡国。所以，诸侯出奔，即使是为人所逐，也要明白地指出其自身的过错。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对于所尊、所亲、所贤之君，还是要有所隐讳的。考之《刘氏春秋传》，于“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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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者何？奔也。内讳奔，谓之孙。夫人何以不称姜氏？绝之也。绝之奈何？夫人与于弑者，不可以入宗庙。【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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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僖公二十有四年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郑”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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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无外，其曰出居于郑何？王自出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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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庄公四年三月，纪侯大去其国”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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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去其国者何？出奔不复。出奔不复则其曰大去其国何？不使纪侯有奔之名也。曷为不使纪侯有奔之名？纪侯者，仁人也，不以其所用养人者害人，以为虽太王之道不过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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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春秋》讳所亲、讳所尊、讳所贤的具体实例。《刘氏春秋传》的具体解读与《说例》完全契合。这些具体的解说，大都简易直接，毫无牵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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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敞的《春秋》学是学贵心通、不拘章句的北宋经学风格的杰出范例。而由于他的学问渊深、博雅多识，又使得他有关《春秋》的撰述能迥出于时贤之上。这是研究北宋思想史的人需要特别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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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章 范仲淹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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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二岁而孤，其母改适长山朱氏，因从其姓，名说。后知其家世，母丧后，复本姓，更名仲淹。少有志操，刻苦力学。《宋史·范仲淹传》对他为学之刻苦，有这样的记述：“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58】举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论天下事，不避嫌怨。如天圣七年（1029）谏阻章献太后以冬至受朝、上疏请太后归政等事，皆他人所不敢言。后拜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忤时相吕夷简，因朋党之议出知饶州。西夏事起，与韩琦等人经略西北，镇守延安，西夏人相戒言“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边境得以粗安。庆历三年（1043），时西事稍缓，范仲淹、韩琦、富弼同时拜相。仁宗皇帝特开天章阁，召范、富等条对。范仲淹因此提出了十项政治上的改革意见。由此开启了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59】庆历新政推行了不到一年时间，毁谤朋党之论复起。范仲淹自请行边，出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其后历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等地，病卒于青州任上。《宋史·范仲淹传》云：“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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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忧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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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士大夫精神在范仲淹身上有着集中而纯至的绽现。王夫之在《宋论》中对范仲淹有这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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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簷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是以内行修谨，友爱施于宗族，仁厚式于乡闾，唯恐有伤于物，而恶人之伤物也独切。故以之驱戎，无徼功之计，而致谨于缮修自固之中策。唯其短也，而善用之，乃以终保西陲，而困元昊于一隅。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覈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覈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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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将熙宁变法与庆历新政关联起来，以为熙宁以后天下扰攘的局面，实由范仲淹“亟议更张”以启之。此种议论，固有其不可掩之真实价值，但以“后见之明”、“后事之痛”评判历史之是非，而不能以切身之同情来深入和体贴某一历史主体的“临事之忧”，实为史家之大忌。撇开这一节不论，王夫之对范仲淹的志趣及人格的描述，还是相当准确的。事实上，将忧以天下的精神贯注到自己生命的每一个侧面，由此而塑成的人格形态使得范仲淹在北宋政治文化史上获得了远远超越其具体功过得失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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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论及北宋士大夫精神自觉时曾有如是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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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出。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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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精神高度的出现，来得又是那样的突兀：它承续的是一个“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惨境”，一个“不堪言状的分裂与堕落”的时代。五代人物卑琐，如冯道、郑韬光之流，时论犹称美之，社会风尚中的节义廉耻的沦丧可见一斑。然而宋王朝建立以后，仅仅半个世纪，就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堪称奇迹。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北宋思想和文化的勃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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