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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并非什么高妙虚玄的东西，不过是体现在人伦日用之中每日常行的道理。孔子没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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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天下首在于明本末，除众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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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事有本末，其为治者有先后。尧、舜之书略矣，后世之治天下，未尝不取法于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后也。三王之为治也，以理数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国，以井田域民，以职事任官。天下有定数，邦国有定制，民有定业，官有定职。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简而不劳。财足于用而可以备天灾也，兵足以御患而不至于为患也。凡此具矣，然后饰礼乐、兴仁义之教以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风俗淳厚，则王道成矣。【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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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之本在于使天下、邦国、民、官皆有一定之规，使上下各安其位，各尽其职，然后才能“足食足兵”。在此基础之上，再制作礼乐来教化百姓，使风俗淳厚。这就是王道得以成就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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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一原则为标尺来衡量当世的状况，欧阳修也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以及对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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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务众矣，所当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则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财，系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财丰矣，取之无限而用之无度，则下益屈而上益劳。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则兵骄而生祸。所以节财、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备，兵已可使，财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财而节兵，立法以制之，任贤以守法，尊名以厉贤，此五者相为用，有天下者之常务，当今之世所先，而执事者之所忽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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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和兵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是人人皆知的，但如何才能做到“足食足兵”却并不是仅仅着眼于丰财强兵就能做到的。建立起有效的制度，是节财和用兵的关键。而制度既已确立，还需有德才相应的人来贯彻和实施。欧阳修显然没有把制度看做最重要的因素，制度对于治理国家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能领会制度的精神，进而能将制度真正地付诸实施的人，那么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空文。而要想得人而任，就必须“尊名以厉贤”。所谓“尊名以厉贤”，就是要统治者崇尚名节，一方面，让贤德之人愿意为朝廷任使，另一方面，进而鼓励人们以追求德性、成德成贤为目标。节财、节兵、立制、任贤、尊名，是相互关联的，只有做到“五者相为用”，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北宋政权所面临的种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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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论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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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朋党之议起于宋仁宗景祐三年。是年，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黜知饶州。廷臣多谏争，而司谏高若讷独以范为当黜。欧阳修遂贻书责之，斥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自此，朋党之论渐起。【97】庆历三年，吕夷简罢相，范仲淹、韩琦等同为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为谏官，石介以此作《庆历圣德诗》，而朋党之论更盛。欧阳修因而作《朋党论》，以为“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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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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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为朋，则同心尽力于王事，这非但不是朝廷的威胁，反而是治理的根源。欧阳修进而援引历代的史迹，来辅证其说：“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99】关键并不在于朝臣是否“更相称美”，相与为朋，而在于明辨君子与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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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又上疏详论群小造为党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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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小人谗言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是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语方可倾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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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要想使君子一时尽去，惟有朋党、专权二事可以动人主之视听。而此时党论之起，无非欲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去位。欧阳修比小人为苍蝇，作《憎苍蝇赋》，其结篇曰：“呜呼！止棘之诗，垂之六经，于此见诗人之博物，比兴之为精。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国，诚可嫉而可憎。”【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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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小人之辨成为两宋政治话语的核心要素，与欧阳修等人的推动实有莫大关系。【102】君子小人之辨此后渐渐成为两宋时期居统治地位的政治话语，对于理解两宋政治的变局有着关键性的影响。《邵氏闻见录》卷九云：“元丰六年，富公疾病矣，上书言八事，大抵论君子小人为治乱之本。”【103】南宋初年，高宗皇帝也曾对秦桧说：“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则治道无不成。”【104】全祖望《元祐党案序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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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之学，二蔡、二惇禁之，中兴而丰国赵公弛之。和议后，秦桧又禁之，绍兴之末又弛之。郑丙、陈贾忌晦翁，又启之，而一变为庆元之锢籍矣。此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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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以议政之不同，而相互攻讦，致以道德人格相毁，如苏轼之于程颐。又相率以判然二分之君子小人剖划营垒，终致一代以“得君行道”为标榜之士风，挫为党禁，而北宋君臣相得之盛，终于靖康。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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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论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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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撰述《正统论》，“盖为宋初对五代之统绪如何继承之问题而发。”【106】按欧阳修《正统论序》所说，宋初薛居正等撰《五代史》，于梁立有帝纪，而李昉在编次前世年号时，却以梁为伪，“以梁为伪，则史不宜有帝纪”，造成此种“与史官戾不相合”的状况的原因在于历家之不识古义。【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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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对于当时盛行的历史论说，如“正朔”、“正闰”以及“五德终始”诸说，皆有明确的批评。而批评的根本理据和标准则归本于孔子。正朔之说出自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云：“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欧阳修并不否认“三代固尝改正朔”这一事实，但他认为孔子对这样的做法并不赞成。在他看来，孔子欲“行夏之时”，其根本原因在于夏时为正时，为了“新民耳目”而“更易虚名”，结果致使“四时与天不合”，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至于“正闰”和“五德终始”，则更是不知出于何人的“缪妄之说”。而自从秦因五行生胜之理以水德自名以来，历代无不循迹而行，从而“溺于非圣之学”。对于汉代以后“名年以为号”的做法，欧阳修以为比“三代之改岁”要方便得多。但由于后世多有“僭乱假窃”的状况，导致名号纷杂，不知所从。正统之论的直接起因，即在于此。【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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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阳修之正统论虽与历史纪年不无关联，但其宗旨却并不在此。事实上，正统论既是欧阳修《春秋》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又是其《春秋》学的运用和延伸。欧阳修以正统为可绝，而且认为正统之绝并不会对历史记事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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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可绝，则王者之史何以系其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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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欲其不绝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过也。夫居今而知古，书今世以信乎后世者，史也。天下有统，则为有统书之；天下无统，则为无统书之。然后史可法也。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统，尝绝十四年而复续。然为周史者，记周、邵之年，谓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汉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败。是汉之统，尝绝十五年而复续。然为汉史者，载其行事，作《王莽传》。是则统之绝，何害于记事乎？正统，万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职也。以万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记事，惑亦甚矣。【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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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为“万世大公之器”的正统相比，历史著述只是“有司”的一种职事而已。如果为了迁就历史记事的方便，而无原则地将正统妄假于人，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正统论的根本宗旨在于延续和发挥孔子作《春秋》的精神：“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110】我们应该以欧阳修理解《春秋》的方式来把握他的《正统论》，从而领会其著述之目的是要像《春秋》那样“谨一言而信万世”。【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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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统，欧阳修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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