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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并非什么高妙虚玄的东西,不过是体现在人伦日用之中每日常行的道理。孔子没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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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天下首在于明本末,除众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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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事有本末,其为治者有先后。尧、舜之书略矣,后世之治天下,未尝不取法于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后也。三王之为治也,以理数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国,以井田域民,以职事任官。天下有定数,邦国有定制,民有定业,官有定职。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简而不劳。财足于用而可以备天灾也,兵足以御患而不至于为患也。凡此具矣,然后饰礼乐、兴仁义之教以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风俗淳厚,则王道成矣。【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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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之本在于使天下、邦国、民、官皆有一定之规,使上下各安其位,各尽其职,然后才能“足食足兵”。在此基础之上,再制作礼乐来教化百姓,使风俗淳厚。这就是王道得以成就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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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一原则为标尺来衡量当世的状况,欧阳修也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以及对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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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务众矣,所当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则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财,系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财丰矣,取之无限而用之无度,则下益屈而上益劳。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则兵骄而生祸。所以节财、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备,兵已可使,财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财而节兵,立法以制之,任贤以守法,尊名以厉贤,此五者相为用,有天下者之常务,当今之世所先,而执事者之所忽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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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和兵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是人人皆知的,但如何才能做到“足食足兵”却并不是仅仅着眼于丰财强兵就能做到的。建立起有效的制度,是节财和用兵的关键。而制度既已确立,还需有德才相应的人来贯彻和实施。欧阳修显然没有把制度看做最重要的因素,制度对于治理国家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能领会制度的精神,进而能将制度真正地付诸实施的人,那么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空文。而要想得人而任,就必须“尊名以厉贤”。所谓“尊名以厉贤”,就是要统治者崇尚名节,一方面,让贤德之人愿意为朝廷任使,另一方面,进而鼓励人们以追求德性、成德成贤为目标。节财、节兵、立制、任贤、尊名,是相互关联的,只有做到“五者相为用”,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北宋政权所面临的种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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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论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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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朋党之议起于宋仁宗景祐三年。是年,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黜知饶州。廷臣多谏争,而司谏高若讷独以范为当黜。欧阳修遂贻书责之,斥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自此,朋党之论渐起。【97】庆历三年,吕夷简罢相,范仲淹、韩琦等同为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为谏官,石介以此作《庆历圣德诗》,而朋党之论更盛。欧阳修因而作《朋党论》,以为“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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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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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为朋,则同心尽力于王事,这非但不是朝廷的威胁,反而是治理的根源。欧阳修进而援引历代的史迹,来辅证其说:“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99】关键并不在于朝臣是否“更相称美”,相与为朋,而在于明辨君子与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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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又上疏详论群小造为党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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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小人谗言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是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语方可倾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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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要想使君子一时尽去,惟有朋党、专权二事可以动人主之视听。而此时党论之起,无非欲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去位。欧阳修比小人为苍蝇,作《憎苍蝇赋》,其结篇曰:“呜呼!止棘之诗,垂之六经,于此见诗人之博物,比兴之为精。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国,诚可嫉而可憎。”【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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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小人之辨成为两宋政治话语的核心要素,与欧阳修等人的推动实有莫大关系。【102】君子小人之辨此后渐渐成为两宋时期居统治地位的政治话语,对于理解两宋政治的变局有着关键性的影响。《邵氏闻见录》卷九云:“元丰六年,富公疾病矣,上书言八事,大抵论君子小人为治乱之本。”【103】南宋初年,高宗皇帝也曾对秦桧说:“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则治道无不成。”【104】全祖望《元祐党案序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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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之学,二蔡、二惇禁之,中兴而丰国赵公弛之。和议后,秦桧又禁之,绍兴之末又弛之。郑丙、陈贾忌晦翁,又启之,而一变为庆元之锢籍矣。此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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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以议政之不同,而相互攻讦,致以道德人格相毁,如苏轼之于程颐。又相率以判然二分之君子小人剖划营垒,终致一代以“得君行道”为标榜之士风,挫为党禁,而北宋君臣相得之盛,终于靖康。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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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论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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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撰述《正统论》,“盖为宋初对五代之统绪如何继承之问题而发。”【106】按欧阳修《正统论序》所说,宋初薛居正等撰《五代史》,于梁立有帝纪,而李昉在编次前世年号时,却以梁为伪,“以梁为伪,则史不宜有帝纪”,造成此种“与史官戾不相合”的状况的原因在于历家之不识古义。【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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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对于当时盛行的历史论说,如“正朔”、“正闰”以及“五德终始”诸说,皆有明确的批评。而批评的根本理据和标准则归本于孔子。正朔之说出自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云:“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欧阳修并不否认“三代固尝改正朔”这一事实,但他认为孔子对这样的做法并不赞成。在他看来,孔子欲“行夏之时”,其根本原因在于夏时为正时,为了“新民耳目”而“更易虚名”,结果致使“四时与天不合”,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至于“正闰”和“五德终始”,则更是不知出于何人的“缪妄之说”。而自从秦因五行生胜之理以水德自名以来,历代无不循迹而行,从而“溺于非圣之学”。对于汉代以后“名年以为号”的做法,欧阳修以为比“三代之改岁”要方便得多。但由于后世多有“僭乱假窃”的状况,导致名号纷杂,不知所从。正统之论的直接起因,即在于此。【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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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阳修之正统论虽与历史纪年不无关联,但其宗旨却并不在此。事实上,正统论既是欧阳修《春秋》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又是其《春秋》学的运用和延伸。欧阳修以正统为可绝,而且认为正统之绝并不会对历史记事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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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可绝,则王者之史何以系其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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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欲其不绝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过也。夫居今而知古,书今世以信乎后世者,史也。天下有统,则为有统书之;天下无统,则为无统书之。然后史可法也。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统,尝绝十四年而复续。然为周史者,记周、邵之年,谓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汉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败。是汉之统,尝绝十五年而复续。然为汉史者,载其行事,作《王莽传》。是则统之绝,何害于记事乎?正统,万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职也。以万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记事,惑亦甚矣。【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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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为“万世大公之器”的正统相比,历史著述只是“有司”的一种职事而已。如果为了迁就历史记事的方便,而无原则地将正统妄假于人,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正统论的根本宗旨在于延续和发挥孔子作《春秋》的精神:“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110】我们应该以欧阳修理解《春秋》的方式来把握他的《正统论》,从而领会其著述之目的是要像《春秋》那样“谨一言而信万世”。【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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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统,欧阳修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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