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55194
北宋关于乐器制式的讨论，始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当时的判太常寺燕肃等上言曰：“大乐制器岁久，金石不调，愿以周王朴所造律准考按修治。”【158】由此引出了如何恢复古乐的种种讨论和努力。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也参与了乐器的改制和讨论。司马光与范镇的辩论是这一讨论的延续。
1702055195
1702055196
针对范镇“度量权衡皆生于律者也。今先累黍为尺，而后制律，返生于度与黍，无乃非古人之意乎”的疑问，司马光提出了相当深刻周详的观点：
1702055197
1702055198
夫所谓律者，果何如哉？向使古之律存，则龡其声而知声，度其长而知度，审其容而知量，校其轻重而知权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无以见度，非度无以见律，律不生于度与黍，将何从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为制四器者，以相参校，以为三者虽亡，苟其一存，则三者从可推也。又谓后世器或坏亡，故载之于书，形之于物。今四器皆亡，不取于黍，将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长短则谓之度，量其多少则谓之量，称其轻重则谓之权衡。然量有虚实，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难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为审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为黄钟之律，是则律生于量也。量与度皆非律也，舍彼用此，将何择焉？【159】
1702055199
1702055200
音律与度量衡在中国古代生活世界中有着紧密的关联。它们共同组建起古代共同体生活的基本节奏。在度量衡与音律的关系里，显然蕴涵着一种和谐世界的构想。而北宋的儒者则大都认为在周礼中，包涵着最具和谐性的理想节奏和尺度。而这样的理想节奏和尺度，则是共同体生活和谐的基本前提。正是在这样一种思路的左右下，范镇才如此热衷于恢复古音律的努力。然而，正如司马光指出的那样，古代的音律已经从根本上亡失了，无论是音律的高低，还是乐器的形制，都已无所依凭。好在音律与度量衡之间的比例关系，还有文献可依。而在司马光看来，“古人所为制四器”的目的正在于使它们之间能相互参校，在其中的某一标准亡失以后，可以经由其他三者推算出来。这是保证古代共同体生活的理想节奏得以延续的根本手段。在音律和度量衡四者之中，音律是容易随时代的变化或年代的久远而改变的。其次是量和权衡，因为“量有虚实”，即所盛事物的量随充实度的不同而变化；“衡有低昂”，物之轻重也会随平衡的高度不同而有所差异。最稳定的则是“度”，即丈量长度的标准。但在司马光生活的时代里，儒者们面临的是“四器皆亡”的状况，也就是说，古代世界的理想标准都已亡失。在这种情况下，贯通古今的不变标准就只有“黍”的大小和轻重了，因此，“黍”是恢复古代理想尺度的最后基础。
1702055201
1702055202
除了根本观念的讨论外，两人主要的分歧还在于“累黍求尺”的具体方法。司马光对于是不是得到了“真黍”，以及“累黍”的正确方法，就能真的做到“律吕”“无忽微之差”，是深表怀疑的。所以，在得知范镇“铸周鬴汉斛已成”后，司马光认为这是在“劳役心力”，徒“费铜炭”：
1702055203
1702055204
孔子云：“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今先王之乐，余音遗文，既不可得而睹闻矣，盍亦返其本乎？《礼记》云：“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此乐之本、礼之原也。夫乐之用，不过于和；礼之用，不过于顺。【160】
1702055205
1702055206
在司马光看来，乐之根本并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之和。若人心不和，即使古代理想的器物形制俱在，也无法让理想的共同体生活再现。
1702055207
1702055208
对于范镇劝司马光读《素问》、《病原》，以疗病养生的建议，司马光回应道：
1702055209
1702055210
内和则疾疹不生，外顺则灾患不至。疾疹不生则乐，灾患不至则安。既乐且安，志气平泰，精神清明，畅乎四支，浃乎百体。如此则功何以不若伶伦、师旷，寿何以不若召康、卫武？《医经》、《病原》皆可焚，周鬴汉斛皆可销矣。
1702055211
1702055212
养生疗疾的根本在于中和，而非药物和导引。在这里，司马光体现出了较为一贯的儒者的姿态，与苏轼等人兼用释老的风格有着根本的区别。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也有通贯儒释的思想，但主要是以儒解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他的《解禅偈》：
1702055213
1702055214
忿怒如列火，利欲如铦锋。终朝长戚戚，是名阿鼻狱。
1702055215
1702055216
颜回安陋巷，孟轲养浩然。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国。
1702055217
1702055218
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蛮貊。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
1702055219
1702055220
言为百代师，行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坏身。
1702055221
1702055222
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行之诚且久，是名光明藏。
1702055223
1702055224
道德修一身，功德被万物。为贤为大圣，是名佛菩萨。
1702055225
1702055226
这与其说是会通儒释，不如说是用儒家思想赋予佛教信仰以某种合理性。相较而言，司马光对佛教的态度，比二程和张载要宽容得多。
1702055227
1702055228
第六节 易 学
1702055229
1702055230
司马光的易学自成系统。与其他北宋儒者仅满足于注释《周易》不同，他更青睐扬雄造作《太玄》的方式。在《潜虚后序》中，他写道：
1702055231
1702055232
《玄》以准《易》，《虚》以拟《玄》。【161】
1702055233
1702055234
这里的“准”和“拟”都不是直接的阐释，而是通过自己构造的一套象和辞的系统，发挥《周易》的核心思想。在司马光看来，《太玄》是对《周易》的仿作，而他自己的《潜虚》则是对《太玄》的模拟。《潜虚》是司马光自创的一个系统：既有独特的筮法，又有一整套独特的名和象。【162】这个系统的构造，与他对扬雄的仰慕和对《太玄》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潜虚》后世虽亦有解释，如张敦实《潜虚发微论》，但大体上已无从索解。
1702055235
1702055236
除了作《潜虚》来模拟《太玄》以外，司马光还为《太玄》作了注释。司马光虽自幼即闻《太玄》之名，但直到庆历年间，始得其书而读之，并因而撰写了《读玄》一文，对《太玄》推崇备至：
1702055237
1702055238
观《玄》之书，昭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小则入毛发，合天地人之道以为一，括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乃知《玄》者所以赞《易》也，非别为书以与《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浅而过之之深也！【163】
1702055239
1702055240
此后司马光又访求各种注本，在研习古代注释的基础上作《说玄》一文。【164】最后，在元丰五年撰《太玄集注》。司马光致力于《太玄》，“疲精劳神三十余年”，而自谓“讫不能造其藩篱”。这固然是谦辞，但恐怕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实际的状况。
1702055241
1702055242
在《说玄》中，司马光讲到了《太玄》与《周易》的关系：
1702055243
[
上一页 ]
[ :1.70205519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