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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卦气起《中孚》,除《震》、《离》、《兑》、《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气外,其于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颐》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复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赞,凡七百二十九赞,每二赞合为一日,一赞为昼,一赞为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嬴》二赞,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踦》、《嬴》二赞,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复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气为次序,而变其名称,故《中》者《中孚》也,《周》者《复》也,《》、《闲》者《屯》也,《少》者《谦》也,《戾》者《睽》也,余皆仿此。【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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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玄》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周易》的卦气说。各首的次序依据的是《易》的卦气次序,各首之首名也与《周易》各卦的卦名有对应的关系,如《太玄》的《周》相当于《周易》的《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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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司马光的《太玄集注》似乎也仅仅停留在这样约略仿佛的程度上,未能真正深探《太玄》的固有逻辑,从而建立起一套前后一贯的解释原则。比如,《太玄》各首皆“四重”,即四画而成,而赞辞则为九赞,这与《易》每卦六爻,爻辞与卦画一一对应的状况是根本不同的。如何理解“四重”与“九赞”的关系,就是理解和把握《太玄》的一个根本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的解释并不能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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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易》卦六爻,爻皆有辞,《玄》首四重,而别为九赞以系其下。然则首与赞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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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首与赞的关系割裂开来,其实只是消解了上述困难,但同时也使得《太玄》每首九赞赞辞的依据变得晦暗不明。司马光围绕《易》的系统的种种写作,显然是有其雄心的,但这一雄心离开了诠释和创造技艺的支撑,便显得粗疏而空泛。这恐怕也是司马光的《易》学成就,远低于同时代的胡瑗、王安石和程颐等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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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玄集注》更多地着眼于赞辞字面意义的解释,比如对于《周》的“次三”的赞辞“出我入我,吉凶之魁。《测》曰:出我入我,不可不惧也”,他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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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外物之来,入乎思也,言行之动,出乎思也,得其宜则吉,失其宜则凶。三居成意之地,思之隆也,而当日之夜,故戒之曰:吉凶之出亦自我,吉凶之入亦自我,为吉凶之魁者,可不惧乎?一出一入,周之义也。【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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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解释,主要侧重于字面意义的理解。对于《周》的首画结构与《周》的首名的关系,以及“次三”的具体所指,都未能给出具体的分析和阐发。又“三居成意之地”、“当日之夜”这些分析的依据,也颇为含糊笼统。而这种含糊笼统在某种程度上也延续到了《温公易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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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公易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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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光本撰次未成,如所著《潜虚》,转以不完者为真本,并非有所缺佚也。光《传家集》中,有答韩秉国书,谓“王辅嗣以老庄解《易》,非《易》之本旨,不足为据”。盖其意在深辟虚无玄渺之说,故于古今事物之情状,无不贯彻疏通,推阐深至,……大都不袭先儒旧说,而有得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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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三点:其一,《温公易说》为未完之作;其二,司马光撰写《易说》,是在与王弼《周易注》的对话关系中进行的,这其实也是北宋《易》学家的共通处境;其三,《易说》的特点在于思想性,与王弼的虚无玄渺正相反,《易说》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换言之,《四库全书总目》此条提要的撰者,并没有在《温公易说》中看到注释原则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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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温公易说》在解《易》的原则和方法上,也形成了某些独到的东西。只是这些独特的原则和方法没能建构起一套完整的解释学原则。《易说》对《周易》各卦的解释多不完整,有些卦甚至完全没有解说,比如《讼》卦、《随》卦。只有《乾》、《坤》二卦不仅完整,而且详尽。在对《乾》、《坤》各爻的解释中,司马光将爻位与音律和历法结合起来,比如“初九,阳之始也,于律为黄钟,于历为建子之月”、“六二者,于律为南吕,于历为建酉之月”,这样的解释思路,与其《太玄》的研究和《潜虚》的写作当不无关联。而在他对《坤》六三的爻辞和象辞的解说中,关于《乾》、《坤》之爻得位失位的一段阐发,可谓独到深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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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之爻得位未必吉,失位未必凶,其故何也?曰:阳非阴则不成,阴非阳则不生,阴阳之道,表里相承,阴胜则消,阳胜则亢,是故《乾》、《坤》以阴居阳,以阳居阴,不皆为咎也。《乾》之九三以阳居阳而不中,故曰“夕惕若厉,无咎”;《坤》之六四以阴居阴而不中,故曰“括囊,无咎无誉”,皆刚柔太过,故须畏慎而后免咎也。然未失其正,故不凶也。九五、六二居中履正,其德最美。九二、六五,不失其中,德美次之。九三、六四不失其正,虽危无疑。九四、六三虽无中正之德,九四以阳处下,刚克而沈潜者也,故曰“在渊,无咎”;六三以阴处上,柔克而高明者也,故曰“含章可贞”。【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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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光那里,居中且当位的爻位最善,其次是失位而得中的爻,再次才是仅仅当位之爻。《易说》里对于中正之位的辨析,极为细致,如《艮》卦六五象辞为“艮其辅,以中正也”,司马光解说道:“艮六五,文之误也。当云‘以正中’也。‘正中’者,正得其中,非既正又中也。”【170】这样的分析思路,似乎也影响了程颐的《程氏易传》。【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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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公易说》的另一个重要发明是反对对爻位的拘泥。在解说《系辞》“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时,司马光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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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易》之六位,刚柔迭居。二有君上用谦之象,五有臣子居盛位之象。五不必专于为君,故有箕子之《明夷》;二不必专于为臣,故有“王用享于帝”。【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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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富有弹性的把握思路,是完全有可能展开为一种与王弼《周易注》和程颐《程氏易传》都有明显不同的解释路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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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解释的细节上,《温公易说》也不乏精彩之处。如对《师》卦《彖》辞的解释中,关于仁、明、武的讨论。【173】而司马光对《师》六五的解说,也别具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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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六五,柔也。其为师之主奈何?古者人君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进止之制,赏罚之权,皆决于外,不从中覆也。委任责成功而已矣。六五以柔居尊,下应于二,二以刚中,能任其事,是以动则有功,若田狩而获禽也。师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利执言。”执者何?奉辞伐罪之谓也。举国家之众,而委之一人,此安危之机,存亡之端,不可以不谨。谨择其人,是人君之事守也。故曰:“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者,虽正犹凶也。【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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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历来主张慎动兵戎。他对王安石的保甲法极为反对,对神宗征讨辽夏的用心也持保留的态度。这背后实际上是以其对北宋立国方略的深刻洞察为基础的。在这一节解说里,司马光强调了将帅的专阃之权,指出人君择人而任,要做到“进止之制,赏罚之权,皆决于外,不从中覆”。只有这样,才会“动而有功”。而这正是北宋的“家法”所不能容的。【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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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体说来,《温公易说》还是有粗糙随意的弊病。比如释《蒙》卦《彖》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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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蒙者,教人之象也。……夫人不求我,而强教之,则志不应而言不从矣。故君子之教,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也。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又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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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在经典的引用上,未免过于随意了。“学而不思则罔”一句,虽然不能说与这里的上下文全无关联,但从经典原本的语境看,实在颇为牵强。而这其实也是司马光《中和论》等重要论文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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