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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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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井田制的推崇，既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又是对北宋时期的土地问题的一种思考。由于晚唐五代以来施行的两税法所造成的“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444】的状况，改革田制和税制成为北宋士人的一般共识。北宋儒者往往以复兴三代之治为目标，因此大都不以权宜之计谋求对时下问题的暂时解决。张载对井田制的提倡，与这样的思想氛围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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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载看来，“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445】至于具体的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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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亦无他术，但先以天下之地棋布画定，使人受一方，则自是均。前日大有田产之家，虽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种、如租种矣，所得虽差少，然使之为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从，虽少不愿，然悦者众而不悦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虽分公田与之，及一二十年，犹须别立法。始则因命为田官，自后则是择贤。【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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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井田构想中，充分考虑到了来自富户地主的阻力：在将“大有田产之家”的土地分授于民之后，让这些人暂时充任田官。只有这样，才能将全国的土地统一为一体，然后“棋布画定”。待井田施行既久后，就不再以原本之家世产业为选择田官的根据，而是“择贤”而任了。井田制能否施行，关键在于君主的品质，张载说：“人主能行井田者，须有仁心，又更强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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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并田制必配以封建制，才能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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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卒归于封建乃定。封建必有大功德者然后可以封建，当未封建前，天下井邑当如何为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议封建，只可守令终身，亦可为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简则治之精，不简则不精，故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事无不治者。……而后世乃谓秦不封建为得策，此不知圣人之意也。【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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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虽是最终的解决之道，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施行的条件。所以张载以“田大夫”终身制作为权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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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整体方略的封建制虽暂时不能推行，但作为封建制基础的宗法制却是可能而且必须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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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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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之重要，在于为国本的巩固奠立一个稳固的基础。有世家方有世臣，而世臣尽忠义，方能保其家世之长兴。在张载看来，仅仅依靠个人内在德性的忠义，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国运与家世紧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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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除了有巩固国本的作用外，还与风俗之厚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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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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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风俗之淳薄又与人的自我理解以及个体的德性养成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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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的宗法思想并不以培养权势和财富上的新贵族阶层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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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为永业，所谓世禄之家。然古者世禄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户也，必有法。盖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贫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虽世禄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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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载那里，宗族的意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使是世禄之家，除其中的老者、疾者、贫者、贤者、能者和服公事者，也必须为国家尽各种各样臣民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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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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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在儒学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一个时代的儒学话语建构，是与同时代的经典诠释学密不可分的。张载在经学方面的独特贡献，同时也构成他在儒学话语建构方面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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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儒者中，张载对文字和书写的重视是格外突出的。而他在儒学话语建构上的成就，也与此有关。《横渠易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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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命字极难，辞之尽理而无害者，须出于精义。《易》有圣人之道四，曰以言者尚其辞，必至于圣人，然后其言乃能无蔽，盖由精义所自出也，故辞不可以不修。【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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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思想而言，书写和文字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圣人能做到言而无蔽。而且圣人对言辞也格外重视：“《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而曰‘以言者尚其辞’，辞者，圣人之所重。”【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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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对书写和文字的重视，是对孟子“知言”思想的承继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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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未识圣人心，已谓不必求其迹；未见君子志，已谓不必事其文。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自古诐、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自非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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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辞不仅与思想有关，而且还对世之治乱、德之兴废有根本的影响。在张载看来，后世的积弊，很大程度上是儒学话语为“异言”淆乱的结果。而其中尤以佛氏之言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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