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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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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井田制的推崇,既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又是对北宋时期的土地问题的一种思考。由于晚唐五代以来施行的两税法所造成的“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444】的状况,改革田制和税制成为北宋士人的一般共识。北宋儒者往往以复兴三代之治为目标,因此大都不以权宜之计谋求对时下问题的暂时解决。张载对井田制的提倡,与这样的思想氛围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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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载看来,“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445】至于具体的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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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亦无他术,但先以天下之地棋布画定,使人受一方,则自是均。前日大有田产之家,虽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种、如租种矣,所得虽差少,然使之为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从,虽少不愿,然悦者众而不悦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虽分公田与之,及一二十年,犹须别立法。始则因命为田官,自后则是择贤。【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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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井田构想中,充分考虑到了来自富户地主的阻力:在将“大有田产之家”的土地分授于民之后,让这些人暂时充任田官。只有这样,才能将全国的土地统一为一体,然后“棋布画定”。待井田施行既久后,就不再以原本之家世产业为选择田官的根据,而是“择贤”而任了。井田制能否施行,关键在于君主的品质,张载说:“人主能行井田者,须有仁心,又更强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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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并田制必配以封建制,才能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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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卒归于封建乃定。封建必有大功德者然后可以封建,当未封建前,天下井邑当如何为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议封建,只可守令终身,亦可为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简则治之精,不简则不精,故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事无不治者。……而后世乃谓秦不封建为得策,此不知圣人之意也。【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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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虽是最终的解决之道,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施行的条件。所以张载以“田大夫”终身制作为权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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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整体方略的封建制虽暂时不能推行,但作为封建制基础的宗法制却是可能而且必须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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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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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之重要,在于为国本的巩固奠立一个稳固的基础。有世家方有世臣,而世臣尽忠义,方能保其家世之长兴。在张载看来,仅仅依靠个人内在德性的忠义,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国运与家世紧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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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除了有巩固国本的作用外,还与风俗之厚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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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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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风俗之淳薄又与人的自我理解以及个体的德性养成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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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的宗法思想并不以培养权势和财富上的新贵族阶层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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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为永业,所谓世禄之家。然古者世禄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户也,必有法。盖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贫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虽世禄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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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载那里,宗族的意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使是世禄之家,除其中的老者、疾者、贫者、贤者、能者和服公事者,也必须为国家尽各种各样臣民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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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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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在儒学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一个时代的儒学话语建构,是与同时代的经典诠释学密不可分的。张载在经学方面的独特贡献,同时也构成他在儒学话语建构方面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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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儒者中,张载对文字和书写的重视是格外突出的。而他在儒学话语建构上的成就,也与此有关。《横渠易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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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命字极难,辞之尽理而无害者,须出于精义。《易》有圣人之道四,曰以言者尚其辞,必至于圣人,然后其言乃能无蔽,盖由精义所自出也,故辞不可以不修。【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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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思想而言,书写和文字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圣人能做到言而无蔽。而且圣人对言辞也格外重视:“《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而曰‘以言者尚其辞’,辞者,圣人之所重。”【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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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对书写和文字的重视,是对孟子“知言”思想的承继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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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未识圣人心,已谓不必求其迹;未见君子志,已谓不必事其文。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自古诐、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自非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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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辞不仅与思想有关,而且还对世之治乱、德之兴废有根本的影响。在张载看来,后世的积弊,很大程度上是儒学话语为“异言”淆乱的结果。而其中尤以佛氏之言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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