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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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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之重要，在于为国本的巩固奠立一个稳固的基础。有世家方有世臣，而世臣尽忠义，方能保其家世之长兴。在张载看来，仅仅依靠个人内在德性的忠义，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国运与家世紧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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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除了有巩固国本的作用外，还与风俗之厚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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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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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风俗之淳薄又与人的自我理解以及个体的德性养成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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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的宗法思想并不以培养权势和财富上的新贵族阶层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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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为永业，所谓世禄之家。然古者世禄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户也，必有法。盖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贫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虽世禄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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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载那里，宗族的意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使是世禄之家，除其中的老者、疾者、贫者、贤者、能者和服公事者，也必须为国家尽各种各样臣民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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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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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在儒学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一个时代的儒学话语建构，是与同时代的经典诠释学密不可分的。张载在经学方面的独特贡献，同时也构成他在儒学话语建构方面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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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儒者中，张载对文字和书写的重视是格外突出的。而他在儒学话语建构上的成就，也与此有关。《横渠易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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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命字极难，辞之尽理而无害者，须出于精义。《易》有圣人之道四，曰以言者尚其辞，必至于圣人，然后其言乃能无蔽，盖由精义所自出也，故辞不可以不修。【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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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思想而言，书写和文字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圣人能做到言而无蔽。而且圣人对言辞也格外重视：“《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而曰‘以言者尚其辞’，辞者，圣人之所重。”【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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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对书写和文字的重视，是对孟子“知言”思想的承继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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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未识圣人心，已谓不必求其迹；未见君子志，已谓不必事其文。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自古诐、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自非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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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辞不仅与思想有关，而且还对世之治乱、德之兴废有根本的影响。在张载看来，后世的积弊，很大程度上是儒学话语为“异言”淆乱的结果。而其中尤以佛氏之言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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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与书写不仅关乎世之治乱、德之废兴，亦与个人心性之养成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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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潜心略有所得，即且志之纸笔，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养其心，立数千题，旋注释，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进得一字。始作文字，须当多其词以包罗意思。【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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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所得之义理，须以文字记录和固定下来，否则会因忘却而失去其“良心”。这里我们已经可以隐约地看到这样的可能性：文字影响甚至左右人们感受世界的方式及结果。这种对待书写和文字的态度，与程氏兄弟颇为不同。据《宋元学案》载：“横渠著《正蒙》时，处处置笔砚，得意即书。明道云：‘子厚却如此不熟。’”【456】又载：“（明道）又曰：《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得子厚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457】在程颢看来，心中之义理与文字之间可以存在距离，文字未尽并不一定意味着心中义理有未明未尽之处。而张载则认为文字未到，实际上是心中之义理不明的结果，故须时时改进文字，以此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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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文字与个人心性之养成有关，所以须读书以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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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精义，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贯通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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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方能维持此心，使德性无懈。此种对书籍和文字的理解，如能得到发扬，则后来鹅湖之会上朱子与象山关于进德是否需要读书的论辩，将无从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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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对书写及文字的关切基础上，张载格外重视儒家经典文本之间的贯通。通过经典文本之间的贯通来解释经义，所关涉的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解释，还是当下之儒学话语建构以及与之相关的心性义理之养成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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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载的经学思想专注于儒学话语的建构，而非对某一具体经典的解释，所以，他没有撰写完整的经典解释著作。《横渠易说》只是对《周易》的部分语句所做的理解性诠释。然而，我们同时又必须看到，张载的思想都是在贯通和解释经典的基础上展开的，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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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岁成”。神易无方体，“一阴一阳”，“阴阳不测”，皆所谓“通乎昼夜之道”也。【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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