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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释氏之教从自利上起见，故“于道体自不足”，并非真正普遍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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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氏不识阴阳昼夜死生古今，安得谓形而上者与圣人同乎？【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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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颢看来，真正的道必是贯通形上形下、阴阳昼夜的，而释氏之教则终究是“有间断”的。“释氏谈道，非不上下一贯，观其用处，便作两截。”【489】佛教的道理在论说上是可以贯通周遍的，但到了用的层面，就分裂为两截。这说明它在根本上，还不是真正普遍的道理。这一在用的层面上打作两截的道理，强推其理以求“周遍”，遂至人物无别：“如释氏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如此则不可。”【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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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并不是全无所见，“释氏之学，正似用管窥天，一直便见，道他不是不得，只是却不见全体。”【491】而正因为其不无所见，且“尽极乎高深”，【492】故比申、韩、扬、墨之学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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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只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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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学者对于释氏之教，切忌深研：“今穷其说，未必能穷得也，比至穷得，自家已化而为释氏矣。”【494】二程对佛教是有深入研究的，【495】但他们在关涉佛教的讨论中，绝少正面引述其具体思想和论说，这样的姿态显然是以上述思考为基础的。学者对于释氏之教，“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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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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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司观光等从根本上反对变法的政治主张不同，二程是支持更张北宋既有的政治格局的。在后来的回忆中，他们明确指出：“当时天下，岌岌乎殆哉！”而王安石之所以推行新政，正是要对治这样的时世。程颢《上殿札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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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在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先王之治为必可法，不为后世驳杂之政所牵制，不为流俗因循之论所迁惑，自知极于明，信道极于笃，任贤勿二，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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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君主，一定要有政治理想——以回复三代之治为己任，而不能因循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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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王安石新法的具体构想和实施细节，程颢提出了明确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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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近累上言，乞罢预俵青苗钱利息及汰去提举官事，朝夕以觊，未蒙施行。……伏见制置条例司疏驳大臣之奏，举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惊骇，是乃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与其遂一失而废百为，孰若沛大恩而新众志？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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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青苗等新法的问题，程颢并没有做过多的分析，而是更多地着眼于新政推行中的操作性问题。首先，在新法推行中，“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499】没有营造一种同心勠力的氛围；其次，王安石为了克服种种阻力，指使“制置条例司疏驳大臣之奏”，“沮废公议”，则尤为有害。程颢特别指出，王安石的做法将“在朝异己”消除殆尽，而“在古，虽大恶在上，一面诛杀，亦断不得人议论，今便都无异者”。【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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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所以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也并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责任：“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501】程颢亲历了熙宁变法初期的政局，对之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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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才，知变通，适用之。君子如司马君实不拜副枢以去，范尧夫辞修注得罪，张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责。介甫性很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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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王安石个性强毅，因此，司马光等持重君子的面折力争，非但不能动摇其心，反而益坚其心志。结果，朝廷中持重的大臣纷纷去位，从而使锐意功名的轻进之士乘隙得权，不仅未能使变法的方向得到适当的校正和调整，反而使新政中的问题被极端地放大了。【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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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颢眼中，比新法更为有害的是王安石的新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504】新法之害容易消除，而新学之害，则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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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介甫之学，他便只是去人主心术处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无有益者，所谓一正君而国定也。此学极有害。以介甫才辩，遽施之学者，谁能出其右？始则且以利而从其说，久而遂安其学。今天下之新法害事处，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个风，风如是，则靡然无不向也。【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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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之学在君主的心术上施加影响，并以此“化革”人心，因此，危害尤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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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风习与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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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不同，不仅体现在制度和器物层面，也体现在风习当中。【506】尧、舜之时，风习最为淳厚，因此，无论是国家的治理状况，还是人的道德风貌，都是后世无可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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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犹之田也，其初开荒莳种甚盛，以次遂渐薄，虞帝当其盛时故也。其间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则有衰，又是其间之盛衰，推之后世皆如是也。如一树，方其荣时，亦有发生，亦有凋谢。桑榆既衰矣，亦有发生，亦有凋谢。【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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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舜之时的天下，就仿佛方经开垦的土地，其地力肥沃，此后则渐渐贫薄。尽管这样理想的治世不可复现，但通过努力重新达到某种曾经有过的高度，如三代之治，却是完全可能的：“若三代之治，后世决可复。不以三代为治者，终苟道也。”【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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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颢的思想中，风习并不能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风俗。风习是一种如物一般“客观实在的”的文化土壤。在论及关中风气的衰败时，程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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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秦中气艳衰，边事所困，累岁不稔。昨来餽边丧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忧者；以至士人相继沦丧，为足妆点关中者，则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气者，实有此理。生一物须有此气，不论美恶，须有许大气艳，故生是人。至如阙里，有许多气艳，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横渠说出此道理，至此几乎衰矣。只介父一个，气艳大小大。【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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