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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君主,一定要有政治理想——以回复三代之治为己任,而不能因循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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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王安石新法的具体构想和实施细节,程颢提出了明确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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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近累上言,乞罢预俵青苗钱利息及汰去提举官事,朝夕以觊,未蒙施行。……伏见制置条例司疏驳大臣之奏,举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惊骇,是乃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与其遂一失而废百为,孰若沛大恩而新众志?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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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青苗等新法的问题,程颢并没有做过多的分析,而是更多地着眼于新政推行中的操作性问题。首先,在新法推行中,“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499】没有营造一种同心勠力的氛围;其次,王安石为了克服种种阻力,指使“制置条例司疏驳大臣之奏”,“沮废公议”,则尤为有害。程颢特别指出,王安石的做法将“在朝异己”消除殆尽,而“在古,虽大恶在上,一面诛杀,亦断不得人议论,今便都无异者”。【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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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所以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也并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责任:“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501】程颢亲历了熙宁变法初期的政局,对之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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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才,知变通,适用之。君子如司马君实不拜副枢以去,范尧夫辞修注得罪,张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责。介甫性很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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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王安石个性强毅,因此,司马光等持重君子的面折力争,非但不能动摇其心,反而益坚其心志。结果,朝廷中持重的大臣纷纷去位,从而使锐意功名的轻进之士乘隙得权,不仅未能使变法的方向得到适当的校正和调整,反而使新政中的问题被极端地放大了。【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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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颢眼中,比新法更为有害的是王安石的新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504】新法之害容易消除,而新学之害,则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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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介甫之学,他便只是去人主心术处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无有益者,所谓一正君而国定也。此学极有害。以介甫才辩,遽施之学者,谁能出其右?始则且以利而从其说,久而遂安其学。今天下之新法害事处,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个风,风如是,则靡然无不向也。【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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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之学在君主的心术上施加影响,并以此“化革”人心,因此,危害尤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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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风习与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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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不同,不仅体现在制度和器物层面,也体现在风习当中。【506】尧、舜之时,风习最为淳厚,因此,无论是国家的治理状况,还是人的道德风貌,都是后世无可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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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犹之田也,其初开荒莳种甚盛,以次遂渐薄,虞帝当其盛时故也。其间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则有衰,又是其间之盛衰,推之后世皆如是也。如一树,方其荣时,亦有发生,亦有凋谢。桑榆既衰矣,亦有发生,亦有凋谢。【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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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舜之时的天下,就仿佛方经开垦的土地,其地力肥沃,此后则渐渐贫薄。尽管这样理想的治世不可复现,但通过努力重新达到某种曾经有过的高度,如三代之治,却是完全可能的:“若三代之治,后世决可复。不以三代为治者,终苟道也。”【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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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颢的思想中,风习并不能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风俗。风习是一种如物一般“客观实在的”的文化土壤。在论及关中风气的衰败时,程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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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秦中气艳衰,边事所困,累岁不稔。昨来餽边丧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忧者;以至士人相继沦丧,为足妆点关中者,则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气者,实有此理。生一物须有此气,不论美恶,须有许大气艳,故生是人。至如阙里,有许多气艳,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横渠说出此道理,至此几乎衰矣。只介父一个,气艳大小大。【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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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世人往往将“王气”之类的说法,简单地视为荒诞不经的迷信不同,程颢用他的气化观念将其理性化了。在他看来,随着地域和时代的不同,化育人物的土壤也会有相应的变化。这一土壤既孕育人文之灵,又化生自然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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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土壤的风习,与人内心中和气的多少有关,因而在根本上受到教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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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虽胎教与保傅之教,犹胜今日庠序乡党之教。古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见皆不善,才能言便习秽恶,日日消铄,更有甚天理。须人理皆尽,然尚以些秉彝消铄尽不得,故且恁过,一日之中,起多少巧伪,萌多少机阱。据此薰蒸,以气动气,宜乎圣贤之不生,和气之不兆也。寻常间或有些时和岁丰,亦出于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时或同家并生圣人,及至后世,乃数千岁寂寥?【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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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风习的败坏与教化的缺失有关。人自幼便习于秽恶,日日消铄其内在固有的善性,久而久之,心中所存,率多巧伪机诈之事。人内心的恶浊之气,与贫薄的文化土壤交互影响,结果只能是“和气之不兆”、“圣贤之不生”。【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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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个时代,文化土壤都首先是作为一种给定的现实出现的。每一个个体都生长在这样的土壤当中,因此,只能在这一既定的前提下有所作为。与此相应,不论何等贫薄的时代,人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尽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512】除了各尽其才、各尽其分以外,通过教化以养成风习则更是关键所在。而风习之培养,还是要从个人成德上入手。然而,与古代的教化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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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学者,惟有义理以养其心。若威仪辞让以养其体,文章物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皆所未备。【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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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世界里身心的全面修养已经不复存在,学者只能透过心性义理的考究,来自成其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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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物理与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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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非常注意对物理的体会和观察,并曾写下“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样的诗句。【514】他时时考索万物之理,思有所得,常常兴奋得“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程颢对物理的考察,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如居长安时,见长安西风而雨,与其阴阳观念不合,便推断是山势使然。而其对物理的考究,根本目的则在于明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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