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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载要对治释氏的寂灭不同，二程对个体的寂灭是持肯定态度的：“鬼是往而不反之义。”【534】个体的死亡，就是往而不反的寂灭。只是这寂灭并不是宇宙的终结，而正是天地生生之理充分实现自身的环节。因为如果不从一己的形气之私上起见，我们将会发现每一个个体生命无非是天地生生之理的体现。而天地生生之理，如果不是每一刻都在创生着全新的生命，而是要“资于既毙之形，既返之气”，那么生生之理就有断绝灭息的可能。这在二程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生命的往而不反的寂灭，才成就了生生之理的不息。换言之，当一个人在充分实现了上天赋予他的存续天地生生之意的使命后死去，同时也意味着生生之理在另一个全新的生命里更为鲜活的实现。因此，从每一个终将寂灭的个体的角度看，对待自己的死亡，除了那些不可避免的长别的余哀外，更多的应该是内心中至深的大欢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充分理解明道的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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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存亡皆知所从来，胸中莹然无疑，止此理尔。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盖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无别理。【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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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是别的，只是个体生命的结束。既然是生命的终结，从个体角度看，也就没有所谓“死后”。“死后”这回事只是在生者眼中存在，只对尚且在世的人有意义。既然没有所谓“死后”，而死又不过是生命的终结，因此说，“死之事即生是也”，人只需知道如何去生活也就够了，关于死的任何悬想，无非是幻妄之见，都既无必要，也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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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道学话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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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在道学话语建构方面的贡献是最为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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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衡量各种哲学话语的基础判准的建立。程颢从儒家经典中体贴出了两条根本的原则，即普遍性的原则和“一本”的原则。关于普遍性的原则，程颢论述得较多，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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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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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颢看来，正确的思想必然是周普的，凡不能周普的道说，就有弊病。从这个角度看，勉强将不能周普的道理推至普遍，正是佛教的病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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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的观念出自《孟子》。在程颢思想中被进一步提升为一个根本的哲学判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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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本也。或谓“以心包诚，不若以诚包心；以至诚参天地，不若以至诚体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笃恭而天下平之道。【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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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本，即万事万物皆出于一以贯之的天理。凡是不能用一以贯之的原则通贯始终的道说，在根本上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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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的原则和一本的原则，对后来的道学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是儒学讨论中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不断回溯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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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对道学基本概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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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对“天理”这一概念的提点和发显构成了北宋儒学发展的分水岭。正是以此概念为基础，宋代儒学才得以在一个全新的高度上开展。《宋元学案》于“吾学虽有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条下有黄百家的一段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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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已有“灭天理而穷人欲”之语，至先生始发越大明于天下。盖吾儒之与佛氏异者，全在此二字。吾儒之学，一本乎天理。而佛氏以理为障，最恶天理。先生少时亦曾出入老、释者几十年，不为所染，卒能发明孔、孟正学于千四百年无传之后者，则以“天理”二字立其宗也。【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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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二字为儒家生活方式找到了确定不移的哲学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关键概念的拈出和发明，整个宋明理学的构建是根本无从谈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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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儒家的根本价值——“仁”的深入阐发和诠解是程颢对于道学话语的构建所做的另一重要贡献。陈来先生指出：“程颢的仁说之主要思想有三：以一体论仁；以知觉论仁；以生意论仁。”【539】其中以天地生生之意言仁，更是将先秦儒家就人道立言的概念与天道通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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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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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地之生意释仁，就为“仁”这一根源性价值建立了明晰的宇宙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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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上和形下、道和器的区分，则为儒家的本体论建构提供了基础的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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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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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作为宇宙的质料层面的构成要素，都属于器和形下的层面。只有天理才是真正的形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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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涵养上，程颢突显了“敬”的重要性，他说：“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542】又说：“敬胜百邪。”【543】当然，程颢在讲敬的时候，往往失之浑沦圆融。“敬以直内”之道，实在是到了程颐那里方始达到深切明白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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