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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以一时而索卦，则拘于无变，非《易》也。【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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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颐看来，对于任何一个卦象，如果仅仅依卦象所象征的时义来把握，就成了拘滞无变，也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易》的精神。卦的时义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变的，而这种转变又有一个整体的系统，并非任意和偶然的。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卦象也就不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时势，它所表征的时义本身就包含着扬弃自身、超越自身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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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卦序的引入相同，程颐对“时义”的分析和讨论，也指向了对王弼易学的超越。王弼《周易略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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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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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周易》的功用，王弼强调的是“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卦象所象征的是人生的各种“时”遇和情境。各卦之“时”是彼此孤立的，没有一定的依存转变关系。“犯时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适，过不在深”，人的作为只有依时适遇，才能免咎。正是由于这样的出发点，王弼《周易注》才完全不关注《豫》、《坎》等卦彖辞中“时义”、“时用”等概念，仅对《姤》卦彖辞“姤之时义大矣哉”中的“义”字，做了笼统的解释：“凡言义者，不尽于所见，中有意谓者也。”【572】在这一解释中，“时义”的“义”，只是卦象中无法直接呈显的未尽之意。而对于《睽》卦彖辞“睽之时用大矣哉”，则说：“睽离之时，非小人之所能用也。”【573】由此可知，“睽之时用”之大，在王弼看来，是指唯大人能用此一卦时之义。总的说来，王弼更强调的是对卦所象征的“时”的被动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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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对《彖辞》中的“时义”极为重视。在《豫》卦注中，他讨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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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义，谓豫之时义。诸卦之时与义用大者，皆赞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遁》、《姤》、《旅》言时义，《坎》、《睽》、《蹇》言时用，《颐》、《大过》、《解》、《革》言时，各以其大者也。【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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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辞》中赞“时义”、“时用”或“时”之大者，共有十一卦。而之所以有“时义”、“时用”和“时”的不同，是因为各卦可以称扬其大的侧重点不同：《豫》等四卦是“时”“义”皆大，《坎》等三卦是“时”和“用”大，而《颐》等三卦则是“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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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传》中，“时”、“义”和“用”是彼此区别的概念。《随》卦彖辞“随时之义大矣哉”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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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赞之者，欲人知其义之大，玩而识之也。此赞随时之义大，与《豫》等诸卦不同，诸卦时与义是两事。【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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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与《豫》等诸卦的不同，就在于《随》卦的时与义相一致，而《豫》等诸卦之时与义是相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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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学者将“时义”与“时用”的关系跟“卦才”与“卦德”的关系等同起来，这在《程传》中，是没有明确的根据的。这样的把握，非但不能揭示出“时”、“义”和“用”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反而在某种简单化的处理中，将其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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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彖传》赞时义之大的四卦，程颐强调的重心也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彖传》之所以赞《豫》的时义之大，是因为豫顺之道，“旨味渊永，言尽而意有余”，因此通过赞辞引导读者深味其义理之余蕴。《遁》卦为阴长之时，圣贤“虽知道之将废”，而不“肯坐视其乱而不救”，因此要为时势寻找“可变之道，可亨之理”。这样一来《遁》的时义之大的重心就落在“处遁时之道”上。《程传》对《姤》时义的把握，颇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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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姤之时，与姤之义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则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则政治不兴；圣贤不相遇，则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则功用不成。姤之时与义，皆甚大也。【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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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姤》所蕴涵的相遇之义及其所象征的相遇之时，对于一切事物的成就都至关重要，因此说其“时与义，皆甚大”。这里又一次暗示出时与义在概念上的区别。一般说来，当卦的时与义相一致时，对时义的强调提示的是对未尽的义理的深入体会；而当卦的时与义相背离时，时义强调的就是以义救时，即用正确的人事上的努力，匡正时势的废乱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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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睽》、《蹇》的彖辞皆言“时用之大”。《程传》于《坎》卦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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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可升者，天之险也。山川丘陵，地之险也。王公，君人者。观坎之象，知险之不可陵也，故设为城郭沟池之险，以守其国，保其民人，是有用险之时，其用甚大，故赞其大矣哉！山河沟池，设险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贵贱之分，明等威，异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限隔上下者，皆体险之用也。【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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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之时用，主要指在需要用险的时势下设险的用处。城郭沟池的建立与尊卑贵贱的限隔，都是用险的具体体现。这里，用险显然不是用《坎》的卦时，而是用其卦义。值得注意的是，在《程传》中，时用并不只是对卦时或卦义的运用。在《蹇》彖辞的注释中，程颐论曰：“处蹇之时，济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难，岂易平也？非圣贤不能，其用可谓大矣。顺时而处，量险而行，从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时用也。”【578】很显然，《蹇》卦的时用，不能理解为“用蹇”，而只能理解为“处蹇之道”。这与上面提到的《遁》卦的时义，有其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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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颐》、《大过》、《解》、《革》四卦彖辞中的“时大”，《程传》在诠释方向上虽有细微差别，但大旨基本上是相同的。如《解》卦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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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明处解之道，复言天地之解，以见解时之大。天地之气开散，交感而和畅，则成雷雨；雷雨作而万物皆生发甲坼。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赞解之时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宽寡，施恩惠，养育兆民，至于昆虫草木，乃顺解之时，与天地合德也。【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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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时势促成天地之功，因此赞其时大。而在这样的时势面前，正确的姿态是顺应，从而“法天道”，“与天地合德”。与讲“时义”和“时用”的卦相比，在这类卦时之下，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作用不再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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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对王弼《周易注》的批评，主要着眼于王弼《注》的老庄气味：“王弼注《易》，元不见道，但却以老、庄之意解说而已。”这其实是北宋易学的共识。【580】但王弼《周易注》的“老、庄之意”的具体体现是什么，却并不明确。实际上，这种老庄倾向集中体现在王弼将《易》卦完全理解为“时”的诠释取向之中。由于《周易》各卦象征着人生的种种时遇，而这些时遇之间又相对独立，人处在其中，只能顺应外在的境遇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藉此免于悔吝凶咎而已，至于匡时救弊，是根本谈不上的。这种对时遇的被动顺应，正是老庄因任无为思想的体现，同时也是程颐要在根本上加以反对的。在程颐看来，有些时遇当然要顺应，如《解》、《革》等卦，不仅要被动的顺应，还要主动的效法。而对于《遁》这样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卦，则不能一味简单顺应，遁而去之，须谋有所匡正，以补时弊。【581】在这样的考量之下，如何克服和超越王弼《周易注》就成了《程传》的重要课题。而王弼《周易注》在解释学上所达到的高度，使得这一目标显得无比艰难。《程传》种种体例的创设，如“卦才”、“卦序”和“时义”等，均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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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卦才”在《程传》中的主要用法之一是处理卦辞中常见的“亨”义。其通常表达是：“如卦之才”，“可以元亨”。比如《大有》卦，与王弼将卦辞中的元亨理解为卦时和卦义本身所固有的质性不同，程颐认为《大有》卦义本身并不具备元亨之义，即使是处大有之时，人们也需要有该卦所强调的德性，才能得到元亨的结果。而且，即使是《比》、《谦》这些卦义中本具亨义的卦，亨通之义也主要来自义而非时。在程颐看来，时遇本身并不能给人以元亨之利，人的品质和原则才是超越种种人生际遇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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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序中所蕴涵的“时义的辩证法”，则强调每一卦卦义和卦时本身都包含着超越自身的要素和倾向。这种倾向有时体现为顺承和发展，有时则体现为对自身的否定。卦序的“辩证”展开，为人的主体性的发挥设定了客观前提。比如，人如果处身于《遁》的时遇之中，需知阴长阳消的客观情境，并在此情境下谋求补时救弊之道。既不能简单消极地退避，无所作为；又不能不考虑客观条件，依己意妄作。只有正确的处遁之道，才能让《遁》向《大壮》的转化顺利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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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时义”、“时用”和“时”的细致区别和讨论，则进一步强调了对待不同的卦时，人的主观姿态的变化和调整。总体说来，在《程传》的解释中，对“时义之大”的赞辞强调的是“处时”的重要性，如《遁》和《旅》；“时用之大”强调的是“用时”的重要性，如《坎》；而“时大”则强调“顺时”，如《解》和《革》。“处时”强调的是“应时”和“救时”，即慎处之中有所补救；“用时”强调的是“设时”和“造时”，即人为的创造出所需的现实情势；而“顺时”则强调“适时”和“效时”，即顺适卦所象征的时遇、效法卦所蕴涵的义理。针对不同的卦时，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任何一种一成不变的态度，都将是对易道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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