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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可升者，天之险也。山川丘陵，地之险也。王公，君人者。观坎之象，知险之不可陵也，故设为城郭沟池之险，以守其国，保其民人，是有用险之时，其用甚大，故赞其大矣哉！山河沟池，设险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贵贱之分，明等威，异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限隔上下者，皆体险之用也。【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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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之时用，主要指在需要用险的时势下设险的用处。城郭沟池的建立与尊卑贵贱的限隔，都是用险的具体体现。这里，用险显然不是用《坎》的卦时，而是用其卦义。值得注意的是，在《程传》中，时用并不只是对卦时或卦义的运用。在《蹇》彖辞的注释中，程颐论曰：“处蹇之时，济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难，岂易平也？非圣贤不能，其用可谓大矣。顺时而处，量险而行，从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时用也。”【578】很显然，《蹇》卦的时用，不能理解为“用蹇”，而只能理解为“处蹇之道”。这与上面提到的《遁》卦的时义，有其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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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颐》、《大过》、《解》、《革》四卦彖辞中的“时大”，《程传》在诠释方向上虽有细微差别，但大旨基本上是相同的。如《解》卦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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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明处解之道，复言天地之解，以见解时之大。天地之气开散，交感而和畅，则成雷雨；雷雨作而万物皆生发甲坼。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赞解之时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宽寡，施恩惠，养育兆民，至于昆虫草木，乃顺解之时，与天地合德也。【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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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时势促成天地之功，因此赞其时大。而在这样的时势面前，正确的姿态是顺应，从而“法天道”，“与天地合德”。与讲“时义”和“时用”的卦相比，在这类卦时之下，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作用不再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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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对王弼《周易注》的批评，主要着眼于王弼《注》的老庄气味：“王弼注《易》，元不见道，但却以老、庄之意解说而已。”这其实是北宋易学的共识。【580】但王弼《周易注》的“老、庄之意”的具体体现是什么，却并不明确。实际上，这种老庄倾向集中体现在王弼将《易》卦完全理解为“时”的诠释取向之中。由于《周易》各卦象征着人生的种种时遇，而这些时遇之间又相对独立，人处在其中，只能顺应外在的境遇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藉此免于悔吝凶咎而已，至于匡时救弊，是根本谈不上的。这种对时遇的被动顺应，正是老庄因任无为思想的体现，同时也是程颐要在根本上加以反对的。在程颐看来，有些时遇当然要顺应，如《解》、《革》等卦，不仅要被动的顺应，还要主动的效法。而对于《遁》这样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卦，则不能一味简单顺应，遁而去之，须谋有所匡正，以补时弊。【581】在这样的考量之下，如何克服和超越王弼《周易注》就成了《程传》的重要课题。而王弼《周易注》在解释学上所达到的高度，使得这一目标显得无比艰难。《程传》种种体例的创设，如“卦才”、“卦序”和“时义”等，均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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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卦才”在《程传》中的主要用法之一是处理卦辞中常见的“亨”义。其通常表达是：“如卦之才”，“可以元亨”。比如《大有》卦，与王弼将卦辞中的元亨理解为卦时和卦义本身所固有的质性不同，程颐认为《大有》卦义本身并不具备元亨之义，即使是处大有之时，人们也需要有该卦所强调的德性，才能得到元亨的结果。而且，即使是《比》、《谦》这些卦义中本具亨义的卦，亨通之义也主要来自义而非时。在程颐看来，时遇本身并不能给人以元亨之利，人的品质和原则才是超越种种人生际遇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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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序中所蕴涵的“时义的辩证法”，则强调每一卦卦义和卦时本身都包含着超越自身的要素和倾向。这种倾向有时体现为顺承和发展，有时则体现为对自身的否定。卦序的“辩证”展开，为人的主体性的发挥设定了客观前提。比如，人如果处身于《遁》的时遇之中，需知阴长阳消的客观情境，并在此情境下谋求补时救弊之道。既不能简单消极地退避，无所作为；又不能不考虑客观条件，依己意妄作。只有正确的处遁之道，才能让《遁》向《大壮》的转化顺利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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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时义”、“时用”和“时”的细致区别和讨论，则进一步强调了对待不同的卦时，人的主观姿态的变化和调整。总体说来，在《程传》的解释中，对“时义之大”的赞辞强调的是“处时”的重要性，如《遁》和《旅》；“时用之大”强调的是“用时”的重要性，如《坎》；而“时大”则强调“顺时”，如《解》和《革》。“处时”强调的是“应时”和“救时”，即慎处之中有所补救；“用时”强调的是“设时”和“造时”，即人为的创造出所需的现实情势；而“顺时”则强调“适时”和“效时”，即顺适卦所象征的时遇、效法卦所蕴涵的义理。针对不同的卦时，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任何一种一成不变的态度，都将是对易道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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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上述种种解释学上的创发，程颐也就从根本超越了王弼以道家精神为根柢的注释原则和方法，成功地构建起了真正属于儒家的易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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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释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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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传》对于诸爻爻辞的解释，在继承王弼的解释原则的同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在《易序》中，程颐给出释爻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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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固未始有穷，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事而明爻，则窒而不通，非《易》也。【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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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弼将爻理解为“适时之变”有所不同，程颐认为爻所对应的是时遇中的具体事件。但爻位不可执泥，事件无法穷尽，因此，想要用一件事来讲明爻义，就会窒碍不通。相较而言，程颐的注释比王弼《周易注》更强调一般的原则和体例与具体卦时的结合。王弼也注重卦时对于诸爻的影响，比如“《比》《复》好先，《乾》《壮》恶首，《明夷》务暗，《丰》尚光大”。【583】但总体说来，对卦时的结合往往只是对爻位一般原则的补充。换言之，当爻位的一般原则足以解释某一爻爻辞的意义和吉凶时，该爻所处卦时时义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比如，《解》之上六。而《程传》则总是在卦时的具体语境中，解释每一爻的意义和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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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某些爻辞的解释上，《程传》与王弼《周易注》基本一致，如《需》卦初九和《师》卦初六，只是《程传》更加详密。而对于王弼的释爻原则，《程传》在具体运用上不仅更为灵活，而且也多所修正。与王弼一样，程颐也强调爻的得位与失位，如《讼》之九四言“四以阳刚而居健体，不得中正”，《履》之六三言“三以阴居阳”，都以阴爻阳爻是否居于正位为论说的根据。以阴爻居于阴位、阳爻居于阳位为正，反之为不正。位之正与不正，对于某一爻吉凶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程传》《震》之六五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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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虽以阴居阳，不当位为不正，然以柔居刚，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则不违于正矣，所以中为贵也。诸卦：二五虽不当位，多以中为美；三四虽当位，或以不中为过，中常重于正也。盖中则不违于正，正不必中也。【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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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爻位是否得中比是否得正重要。凡得中之爻，即使不得正位，也必然不会违背正理。此外，即使是二、五之外未得正位的爻，也并不一定凶咎，比如对于《同人》之九四爻辞“乘其墉，弗克攻，吉”，《程传》解释道：“四刚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与五为仇者也。……三以刚居刚，故终其强而不能反。四以刚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义，能反则吉矣。”【585】阳爻居阴位，虽非正位，但往往有谦下自省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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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在《周易略例·辨位》中指出，“初上无阴阳本位”，“是终始之地”。也就是说，每一卦的初爻和上爻没有阴位阳位之分，只是该卦所象征的时遇的终始。程颐对此提出了明确批评，《噬嗑》初九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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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与上无位，为受刑之人，余四爻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处尊位之上，过于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为无阴阳之位，阴阳系于奇偶，岂容无也？然诸卦初上不言当位不当位者，盖初终之义为大。《临》之初九，则以位为正。【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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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颐看来，初爻和上爻并非如王弼认为的那样无阴阳定位，只是对于绝大多数卦象而言，这两个爻位所涵的终始之义更强些。《临》卦初九是一个例外，《程传》《临》卦初九注曰：“初得正位，与四感应，……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盖初终之义为重也。临则以初得位居正为重。”【587】《临》卦初九爻辞更强调“以九居阳”的爻位之正，而非卦时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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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传》中，爻位的涵义较为确定，比如五为君位，二为臣位，四为近君之位等等。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旅》卦之六五就不以君义为言，因为：“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则失位，故不取君义。”【588】《旅》卦的卦时决定了此卦六五爻与君主之义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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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爻与爻的关系上，程颐虽然也取一四、二五和三六等爻位的阴阳对应关系，但他更强调这种关系在具体卦时中的变化。比如对于《睽》卦，程颐认为：“在睽，诸爻皆有应。夫合则有睽，本异则何睽？”【589】又如《困》卦和《小畜》卦，“诸卦二五以阴阳相应而吉，惟《小畜》与《困》，乃厄于阴，故同道相求：《小畜》，阳为阴所畜；《困》，阳为阴所掩也。”【590】这些都是二五位同为阳爻或同为阴爻，但彼此之间有呼应关系的特例。此外，相邻爻位之间的相互影响，在《程传》中也有着重要作用。如《豫》卦之六五注，强调的就是六五与九四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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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以阴柔居君位，当豫之时，沈溺于豫，不能自立者也。权之所主，众之所归，皆在于四。……六居尊位，权虽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贞疾恒不死，言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汉、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不一，而以豫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于五乃见其强逼者，四本无失，故于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义，于五则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权去己之义，各据爻以取义，故不同也。【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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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与九四为相邻之爻，在《豫》这一卦时之内，便象征着柔弱耽豫之君与权臣的关系。从六五的爻位看，九四就有了强逼之义，而在九四本身，则并无失正之处。在这种爻位关系里，程颐强调“各据爻以取义”，即站在不同爻位的角度上来理解彼此间的关系。某一爻的性质放在不同的关系里，会产生相应的改变，这种改变并不完全取决于该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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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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