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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与上无位，为受刑之人，余四爻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处尊位之上，过于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为无阴阳之位，阴阳系于奇偶，岂容无也？然诸卦初上不言当位不当位者，盖初终之义为大。《临》之初九，则以位为正。【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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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颐看来，初爻和上爻并非如王弼认为的那样无阴阳定位，只是对于绝大多数卦象而言，这两个爻位所涵的终始之义更强些。《临》卦初九是一个例外，《程传》《临》卦初九注曰：“初得正位，与四感应，……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盖初终之义为重也。临则以初得位居正为重。”【587】《临》卦初九爻辞更强调“以九居阳”的爻位之正，而非卦时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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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传》中，爻位的涵义较为确定，比如五为君位，二为臣位，四为近君之位等等。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旅》卦之六五就不以君义为言，因为：“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则失位，故不取君义。”【588】《旅》卦的卦时决定了此卦六五爻与君主之义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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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爻与爻的关系上，程颐虽然也取一四、二五和三六等爻位的阴阳对应关系，但他更强调这种关系在具体卦时中的变化。比如对于《睽》卦，程颐认为：“在睽，诸爻皆有应。夫合则有睽，本异则何睽？”【589】又如《困》卦和《小畜》卦，“诸卦二五以阴阳相应而吉，惟《小畜》与《困》，乃厄于阴，故同道相求：《小畜》，阳为阴所畜；《困》，阳为阴所掩也。”【590】这些都是二五位同为阳爻或同为阴爻，但彼此之间有呼应关系的特例。此外，相邻爻位之间的相互影响，在《程传》中也有着重要作用。如《豫》卦之六五注，强调的就是六五与九四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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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以阴柔居君位，当豫之时，沈溺于豫，不能自立者也。权之所主，众之所归，皆在于四。……六居尊位，权虽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贞疾恒不死，言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汉、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不一，而以豫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于五乃见其强逼者，四本无失，故于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义，于五则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权去己之义，各据爻以取义，故不同也。【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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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与九四为相邻之爻，在《豫》这一卦时之内，便象征着柔弱耽豫之君与权臣的关系。从六五的爻位看，九四就有了强逼之义，而在九四本身，则并无失正之处。在这种爻位关系里，程颐强调“各据爻以取义”，即站在不同爻位的角度上来理解彼此间的关系。某一爻的性质放在不同的关系里，会产生相应的改变，这种改变并不完全取决于该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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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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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程氏传》虽亦以程颐的形上学思考（天道）为基础，但其更主要的关注点则在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人事）。在《易传序》中，程颐明确地阐发了其撰述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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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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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并不否认《周易》的占筮功能，但他本人的着眼点则在于文本的解释。而且在他看来，通过“推辞考卦”，《易》的其他三个方面，即“变”、“象”和“占”自然而然就包含其中了。“得辞”是为了“达意”，但程颐将其《易传》更严格地限制在“辞”的层面。至于能否通过对“辞”的解释，体会到更深入的易理，则有待读者自己领悟。如果我们用“至微者理”、“至著者象”这一区别来表达，那么，《程传》的目标在于通过注解《周易》将个人及共同体生活中那些最明白显著的道理讲清楚，而至微至妙之理其实也就涵蕴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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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程颐来说，《周易》各卦更主要是在讲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的整体处境。其中当然涉及个人的生存际遇问题，但这类问题总是在特定的整体中被加以理解和讨论的。这也是在《程传》中，爻位的象征义（如五为君位）相对而言更为确定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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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其整体处境有时着眼于逆顺，有时着眼于事会。不同处境的由来以及不同事会的性质，都会对居于特定地位的人的生存处境发生影响，同时，也要求居于不同地位的人有相应的超克或顺适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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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中具备逆境涵义的卦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屯》、《否》、《剥》、《蹇》、《困》等。虽然这些卦都象征政治共同体处于逆境之中，但逆境的根由不同，对于政治结构中不同位置的影响亦有甚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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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屯》之时，天下之事初兴而郁结，因此“勿用有攸往”，即不要主动施为，而应守贞固之道。而济屯之道，需赖刚明之才。然而从《屯》的卦象看，初九有刚明贞固之才，但居于下位；六二得位，又有九五在上呼应，但本身却是阴柔之质，自济尚且不能，何况济举世之屯？此时“居尊得正”的九五，也就成了无刚明之贤为其辅佐的君主，因此其恩泽无法及于下民，也就是爻辞中所说“屯其膏”的意思。而恩泽不能及于下民，则君主的威权也就失去了。当此之时，只能“小贞”，即“渐正之”。在这样的时势下，应当像盘庚和周宣王那样，自修明德，进用贤臣，渐复先王之故政。而既不应像鲁昭公和高贵乡公那样，急于重获威权，反而危及自身；也不应像唐僖宗和唐昭宗那样，完全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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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否》之世，为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之时。在这种情势下，九四“以阳刚健体，居近君之位”，是既有“济否之才”，又居于高位之人。其德其位，都足以辅佐君主济否之世。但在整体上君子道消之时，身处嫌疑之地，所以切忌居功。应该让一切施为出于君命，使威权归于君主，这样才能保其无咎，且能行道于天下。九五既有“阳刚中正之德”，又居于尊位，因此能缓解否的局面，但并没有真正超克否的时势。在这种情况下，居于尊位的君子，要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戒惧之心，才能让天下渐返于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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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相比，《剥》象征的是更深的危局。小人道长，且剥落去除君子。当此之时，君子所应做的就只剩下“巽言晦迹”、“顺时而止”。待“正道消剥既极”，而人心思治之时，则有“阳刚”之德的君子自然会受到百姓推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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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象征着天下陷于艰厄蹇难之时。九五当蹇之时势，又处上卦坎险之中，象征刚阳中正之君，陷身蹇难深重之际。六二虽有中正之德，在下为正应，但处“大蹇”之中，“非得刚阳中正之臣相辅之，不能济天下之蹇也”。从历史的教训看，“自古圣王济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贤圣之臣为之助者，汤、武得伊、吕是也。中常之君，得刚明之臣而能济大难者则有矣，刘禅之孔明，唐肃宗之郭子仪，德宗之李晟是也。虽贤明之君，苟无其臣，则不能济于难也。”这在爻位关系上的体现为，“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则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类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则其功多不足，《屯》、《否》之类是也。”【593】这是因为，如果臣贤于君，就能辅君所不能，而如果臣不如君，则充其量只能有所襄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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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险难之际，《困》的情势比《蹇》要明朗许多。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九二与九五志同道合，而且都有刚中之才，故可以共济天下之困。总的说来，当共同体处于逆境时，要想济渡危局，最需要的就是刚明中正贞固之才，因为只有弘毅勇毅之人，才能在危难之时承担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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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中有顺境意味的卦相对较少，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泰》、《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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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象征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时。天地交泰，阴阳和畅，万物茂遂，这是积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则表现为，“人情安肆，则政舒缓而法度废弛，庶事无节。”在这一卦象中，为六五柔顺得中的君主所倚任的九二，以其刚中之才，为治泰之主。而九二爻辞的“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程传》理解为“处泰之道”。所谓“包荒”，是说要有“包含荒秽之量”，而不能以忿疾之心，暴扰天下，从而导致“深弊未去”、“近患已生”的结果；而所谓“冯河”，则指刚断果毅之德，足以任事革弊；“不遐遗”指能深思远虑，“周及庶事”，无论“事之微隐”，还是侧陋遗贤，皆能无所遗逸；“朋亡”则指能“绝去其朋与之私”，立法制事，约正人情。卦象中的九三，处于诸阳爻之首，为泰盛之象。而泰久必否，因此要“艰危其思虑”，不可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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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有》之时，天下盛大丰有。在卦象上，除六五一阴爻外，其余都是阳爻。六五以柔居尊位，又能以孚信待其臣下，因此，有刚明之才的臣下也能尽其诚信。但大有之时，“人心安易”，不能一味柔和，必须辅之以威仪，否则久而久之，臣下会渐生凌慢之心。九二则以阳居阴，有刚健之才，而又能居柔谦顺，因此可以任重行远。上九则处大有之极，而能不居其有。因此《系辞》说：“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思顺”强调的是谦退不居。一般而言，处于顺境之时，更需戒惧之心和谦退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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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涉及具体事会的卦，比如《师》和《噬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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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为国家用兵之时。从卦象上看，除九二一个阳爻外，其余五爻都是阴爻。九二为《师》之主，“为众阴所归”，“专制其事”。然而二为臣子之位，身为臣子，“居下而专制其事”，只有在用兵这一特殊的场合下，才有其正当性。六五与九二相应，是君主任将授师之象。在伊川看来，爻辞一方面强调师出有名，不可“轻动以毒天下”；另一方面则强调任将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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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嗑》涉及刑狱之事。初九和上九都是无位者，因此象征受刑之人。其他四爻则是用刑之人。六二居中得正，象征用刑能得其中正，因此，为恶之人易于服罪。六五居尊乘势，又能执守中道，更有九四辅之以刚，因此，即使再难决之狱，也能克而刑之。然而六五毕竟是阴爻，质本柔弱，因此必须“正固危厉”，才能最终免于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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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程颐解释，《周易》各卦也就成了政治共同体的整体处境和事会。在不同的处境和事会中，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具体关系和位置，都有相应的调整。一方面，处境和事会是既存的政治权力结构关系的结果；另一方面具体的时势又对现实的政治结构提出了新的警示和要求。在这样的政治哲学思考中，普遍的政治结构体现为具体的权力关系，并进一步与政治共同体的具体情势相结合，从而导向某种更贴近现实的力的关系的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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