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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四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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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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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极其重视《论语》、《孟子》，在回答弟子“圣人之经旨，如何能穷得”的问题时，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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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义去推索可也。学者先须读《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某尝语学者，必先看《论语》、《孟子》。今人虽善问，未必如当时人。借使问如当时人，圣人所答，不过如此。今人看《论》、《孟》之书，亦如见孔、孟何异？【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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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孟子》中所蕴涵的义理，既是理解其他经典的基础，也是修身进德的准则。他曾谈及自己阅读《论语》的体会：“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论语》，有读了后全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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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读《论语》，不仅要关注其中的义理，还要深入体贴孔子每一句话的用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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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问同而答异者至多，或因人材性，或观人之所问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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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语，因人而变化；语虽浅近处，即却无包含不尽处。如樊迟于圣门，最是学之浅者，及其问仁，曰“爱人”，问知，曰“知人”，且看此语有甚包含不尽处？他人之语，语近则遗远，语远则不知近，惟圣人之言，则远近皆尽。【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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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回答弟子提问时，往往会根据提问者的资质高下及其性情中的偏胜处，给出有针对性的回答。但即使此类因人而异的回答，也都周详正大，言近旨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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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论语》的方法，程颐认为读书要寻个受用处，否则与不读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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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不会读书。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须是未读《诗》时，授以政不达，使四方不能专对；既读《诗》后，便达于政，能专对四方，始是读《诗》。“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须是未读《周南》、《召南》，一似面墙；到读了后，便不面墙，方是有验。大抵读书，只此便是法。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也。【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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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语》的阅读和体会必须能给个人的心智和德性带来相应的成长和改变。而这样的阅读追求，无疑要求阅读者在读书的过程中结合贯注个人的身心证验。这与程颢读书切忌“循行数墨”的告诫，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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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论语》的具体解释上，程颐有相当多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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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文理脉络的疏通和具体情境的体贴。比如在解释《论语·述而篇》“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一节时，程颐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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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国人来问君知礼否，不成说不知礼也？如陈司败数昭公失礼之事而问之，则有所不答，顾左右而言他。及巫马期来告，正合不答，然孔子答之者，以陈司败必俟其反命，故须至答也。【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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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昭公于孔子，义属先君。显斥先君之非，于情于理皆有不合，因此以“知礼”答之。待到陈司败向巫马期指出昭公不知礼的事实、巫马期以之转告孔子时，程颐认为孔子完全可以不回答。他推测孔子之所以作答，是因为陈司败一定在等巫马期的答复。而在回答时，既不能否定陈司败指出的事实，又不能直言昭公之恶，所以自承其过。经由这样的疏通和体贴，此一节对话的深层意味就被揭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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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解释《论语·雍也篇》“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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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夫子之使子华，子华之为夫子使，义也，而冉子乃欲资之而为之请粟。夫子曰“与之釜”者，所以示冉求以不当与也。求不达而请益，则“与之庾”。求犹未达夫子之意，故自与之粟五秉，故夫子非其继富。盖赤苟至乏，则夫子必周之矣。原思为之宰，则与之粟九百，思辞其多，故谓之曰：苟有余，则分诸邻里乡党。夫子之使子华，义也；原思为宰，有常禄也。【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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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论语》过于简约，如不能深入体贴对话中所涉人物的具体位置和关系，是无法把握其中深蕴的意味的。一般读者阅读此节时，往往只会注意“君子周急而不继富”这样的箴言，似乎孔子的做法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损有余”、“补不足”，从而错失了其中潜藏的公道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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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对字义和句义的把握。如对《论语·八佾篇》“八佾舞于庭”一节，程颐的解释就自成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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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为是，则何所不能为也？【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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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常将“忍”字训释为“容忍”不同，程颐将其解读为“忍心”之忍。一字之转，不仅意味全别，而且义理的阐释空间也迥乎不同了。季氏用八佾之舞，其失本在于非礼。而将“忍”读作“忍心”之忍，就自然而然地与《孟子》的“不忍人之心”关联起来，从而将“仁”的观念引入到这一语境当中，而非礼与不仁之间的关联也就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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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论语·述而篇》“子在齐闻《韶》”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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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曰：“圣人不凝滞于物，安有闻《韶》虽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误，当作音字。此圣人闻《韶》音之美，当食不知肉味，乃叹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门人因以记之。【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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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三月”字是传写之误，本应写作“音”，这在训诂学上是缺乏根据的。【603】在没有传本支持的情况下，做这样的推断，的确有武断之嫌。事实上，此处的训读是建立在“圣人不凝滞于物”这一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而“不凝滞于物”则与程颢《定性书》中所描述的那种“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心灵的本然状态一脉相承。因此，这一训读虽然未免牵强，但从对儒家精神的整体把握上看，也不为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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