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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诠释对朱子的《中庸章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以恒常不易之定理来解释“庸”，从而将贯穿物之终始的“诚”引入进来，是这一解释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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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率性之谓道”，程颐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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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性之谓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义，则茫茫地何处下手？何处著心？【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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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率”训解为“循”，亦为朱子《中庸章句》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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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中庸》第十章“南方之强”、“北方之强”时，程颐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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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之强”，血气也；“南方之强”，乃理强，故圣人贵之。【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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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气来区别“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尽管是理学视野下的阐释，但对于疏通此节的文义，也有相当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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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第十二章引《诗经》“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句，对此，二程发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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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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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一段与《孟子·公孙丑上》“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联系起来，从而指明它与活泼泼的本然心体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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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对《中庸》第三十章“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的解释，也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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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处，大德是存主处。“敦”如俗言敦礼义敦本之意。【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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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敦化”，于化育处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处也。此言仲尼与天地同德。【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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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颐看来，“小德川流”是指孔子在日用流行之中的德行表现，而“大德敦化”则指孔子以敦本厚俗来参赞化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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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庸》的文句，程颐也通过义理的内涵和上下文的关系，提出了合理的订正。如对第二章“小人之中庸”一句，程颐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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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脱一反字。小人不主于义理，则无忌惮，无忌惮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谨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语恶有浅深则可，谓之中庸则不可。【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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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无中庸可言。我们可以说恶有程度深浅的不同，但不能说恶有所谓中庸。因此，可以推知“小人之中庸”当作“小人之反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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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没有专门注解过《中庸》。他对《中庸》的解释往往只着眼于一些关键的点，所以，大都是片断式的。但也有整段的解释和发挥，比如《中庸》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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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者自成”，如至诚事亲则成人子，至诚事君则成人臣。“不诚无物，诚者物之终始”，犹俗说彻头彻尾不诚，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谓，非大道也。“曲能有诚”，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诚。且如技艺上可见，养由基射之类是也。“诚则形”，诚后便有物。如“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如有所立卓尔”，皆若有物，方见。其无形，是见何物也？“形则著”，又著见也。“著则明”，是有光辉之时也。“明则动”，诚能动人也。君子所过者化，岂非动乎？【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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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先解释了《中庸》第二十五章“诚者自成”和“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后面则详细解释了第二十三章“其次致曲”到“明则动”这一整段。在程颐看来，这一段讨论的是人通过涵养道德，渐次让自己德性的光辉由内向外发挥出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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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庸》首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理解和把握，是程颐和他的弟子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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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季明问：“中之道与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乐未发是言在中之义，只一个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才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又问：“吕学士言：‘当求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信斯言也，恐无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语如何地下。若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又问：“学者于喜怒哀乐发时固当勉强裁抑，于未发之前当如何用功？”曰：“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养便是。涵养久，则喜怒哀乐发自中节。”或曰：“有未发之中，有既发之中。”曰：“非也。既发时，便是和矣。发而中节，固是得中，只为中和来分说，便是和也。”【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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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颐看来，“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与“中道”之中不同，前者只是“在中”（亦即“在内”）之义。在这里，“中”不是一个实体，无可寻求。因为寻求已是思虑，而有思虑即属已发，只能言和而不能言中。程颐对吕大临“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提法并不赞同，他认为，只能说在未发之前存养，而不能说于未发之前求“中”。通过在未发之前存养，久而久之，自然能使喜怒哀乐发而中节。而发而中节之“和”在表现上，是符合中道的。但从《中庸》首章对“中”“和”之间的区分的强调看，这种已发之和在严格意义上是不能说成“中”的。程颐关于概念之间分际的强调，对朱子有关中和问题的思考，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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