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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认为，天下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养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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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于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是民靖矣。……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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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国之所以久存”、“秦之所以速亡”的历史教训中，苏轼体会到养士的重要性。每个世代都会有“智、勇、力、辩”之人，这些人的才智和能力迥出于众人之上，因此，不可能安于困窘平庸的生活。如果统治者不给这些人以适当的安顿，他们就会起来作乱。因此，明智的帝王一定会“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而一旦智、勇、辩、力之士得到了安顿，即使有一时的暴政，国家也不致陷于危亡。这些思考，虽然不免有权谋诈智之嫌，但其深刻处也还是不容忽视的。【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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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论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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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儒者中，苏轼与释老二教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这样一种融和的姿态，与北宋儒学发展的时代课题，是有些背道而驰的。这也决定了苏氏“蜀学”无法成为宋代儒学的真正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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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早年对佛教是持批评态度的。其《中和胜相院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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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学之，皆入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茹苦含辛，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覆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涂。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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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以后，渐至笃信，且于佛理，所造甚深。仅举其《观世音菩萨颂》，即可见一斑：“慈近乎仁，悲近乎义，忍近乎勇，忧近乎智。四者似之，而卒非是。有大圆觉，平等无二。无冤故仁，无亲故义，无人故勇，无我故智。彼四虽近，有作有止。此四本无，有取无匮。有二长者，皆乐檀施。其一大富，千金日费。其一甚贫，百钱而已。我说二人，等无有异。吁观世音，净圣大士。遍满空界，挈携天地。大解脱力，非我敢议。若其四无，我亦如此。”【690】对于这一转变，《宋元学案》认为是他在政治上受人排挤，于郁抑无聊之际，转而逃入于禅。【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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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沉溺于释氏之教，苏轼还笃信道教的长生之术。他在《续养生论》中，对于当时道徒中盛行的内丹术，有相当深入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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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龙当使从火出，虎当使从水生也。”其说若何？孔子曰：“思无邪。”凡有思皆邪也，而无思则土木也。孰能使有思非邪，无思而非土木乎？盖必有无思之思焉。夫无思之思，端正庄栗，如临君师，未尝一念放逸。然卒无所思。如龟毛兔角，非作故无本性，无故是之谓戒。戒生定，定则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则心火不复炎上。火在易为离。离，丽也。必有所丽，未尝独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则从其妃矣。水火合则壬癸之英，上流于脑，而益于玄膺，若鼻液而不碱，非肾出故也，此汞龙之自火出者也。长生之药，内丹之萌，无过此者矣。……汞龙之出于火，流于脑，溢于玄膺，必归于根心，火不炎上，必从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坚，达于四支，洽于肌肤而日壮，究其极，则金刚之体也。此铅虎之自水生者也。龙虎生则内丹成矣。故曰顺行则为人，逆行则为道，道则未也，亦可谓长生不死之术矣。【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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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晚年尤其注意各种丹方的收集，其《文集》中收有《大还丹诀》、《阳丹阴炼》、《阴丹阳炼》、《符陵丹砂》、《松气炼砂》、《龙虎铅汞说》等修丹炼丹之方。其中如《阳丹阴炼》云：“冬至后，斋居常吸鼻液漱炼，令甘，乃咽入下丹田。以三十瓷器，皆有盖，溺其中，已，随手盖之，书识其上。自一至三十。置净室，选谨朴者掌之。满三十日开视，其上当结细砂，如浮蚁状，或黄或赤，密绢帕滤取。新汲水净淘澄，无度，以秽气尽为度，净瓷瓶合贮之。自至后，取细研枣肉，为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数，三五日内服尽。夏至后，仍依前法采取，却候冬至后服。此名阳丹阴炼，须尽绝欲，若不绝，砂不结。”【693】以文章雄视百代的苏东坡，竟至沉迷到从尿溺之中求长生的地步，着实令人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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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死，苏轼亦有基于儒家立场的理解。《东坡易传》对“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的一段解释，颇值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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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鬼也。变，神也。鬼常与体魄俱，故谓之物。神无适而不可，故谓之变。精气为魄，魄为鬼；志气为魂，魂为神，故《礼》曰：“体魄则降，知气在上。”郑子产曰：“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达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无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众人之志，不出于饮食男女之间，与凡养生之资，其资厚者其气强，其资约者其气微，故气胜志而为魄。圣贤则不然，以志一气，清明在躬，气志如神，虽禄之天下，穷至匹夫，无所损益也，故志胜气而为魂。众人之死为鬼，而圣人为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异也。【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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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鬼与物、精气、魄、饮食男女之欲关联起来，从而构成了一组与神、变、魂、志气相对的范畴。同时又将《孟子》中志与气的讨论引入进来。当人听命于自己的感官欲望，即是气胜志，如《礼记·乐记》所说“人化物而灭天理”，这样的人活着时只是体魄，死后则为鬼；而当人听命于自己的心志时，则是志胜气，生时为魂，死后为神。这里的志可以理解为能动的超越性，失去了这样的超越性，人就沦为完全被动的物的存在。而在苏轼看来，这样的超越性，是可以在死后继续延续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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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章 吕大临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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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大临（1046—1092）【695】，字与叔，号芸阁。京兆蓝田（今属陕西）人以恩荫入仕，不复事科举。自少师从张载。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张载去世后，赴洛阳向二程问学。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并称“程门四先生”。《宋史·吕大防传》附吕大临小传，称他“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不为空言以指世骇俗”。【696】朱熹对吕大临评价很高：“吕与叔惜乎寿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见又别。程子称其‘深潜缜密’，可见他资质好，又能涵养。某若只如吕年，亦不见得到此田地矣。”【697】著有《礼记解》、《易章句》、《论语解》、《孟子解》等。【698】吕大临之学兼有“关学”和“洛学”的影响，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识见。【699】本章主要讨论他的《礼记解》，并对《吕氏乡约乡仪》（吕大钧著）的主要内容做概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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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礼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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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大临在经学上的贡献是相当可观的，其中尤以《礼记解》为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与叔师事程正叔，礼学甚精博，《中庸》、《大学》尤所致意也。”【700】据陈俊民考证，此书的早期刻本均已散佚无存，但其主要内容被收入到宋代卫湜编纂的《礼记集说》中，从而幸运地存留下来。【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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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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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礼”与“经礼”相对。关于二者的区别，吕大临做了简明扼要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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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礼，礼之细也。《礼》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中庸》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然则曲礼者，威仪之谓，皆礼之细也。布帛之有经，一成而不可变者也，故经礼象之。经礼三百，盖若祭祀、朝聘、燕飨、冠昏、乡射、丧纪之礼，其节文之不可变者，有三百也。布帛之有纬，其文曲折有变，而不可常者也，故曲礼象之。曲礼三千，盖大小尊卑，亲疏长幼，并行兼举，屈伸损益之不可常者，有三千也。今之所传《仪礼》者，经礼也。其篇末称“记”者，记礼之变节，则曲礼也。汉兴，高堂生传《礼》十七篇，今《仪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今《礼记》是也。《礼记》所载，皆孔子门人所传授之书，杂收于遗编断简者，皆经礼之变节也。特以此篇名“曲礼”者，盖他篇稍各以类相从，此篇杂记诸礼曲折之文者也。【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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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大临首先对一般意义上的“曲礼”做了界定，在他看来，“曲礼”是指仪式化的生活空间中的那些细节上的礼仪规范。“曲礼”与“经礼”之间是“不可常”和“不可变”的区别。这里的“不可常”，不是指这些细节上的规定可以任意变改，而是指不可执泥不知变通。这些细节性的礼仪规范因具体情境的不同而有相应的变化。比如《曲礼》说“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吕大临对此解释说：“君子之于礼，不责人之所不能备，……不责人之所不能行。……礼者，敬而已矣。心苟在敬，财力之不足，非礼之訾也。潢汙行潦，可荐于鬼神，瓠叶兔首，不以微薄废礼，此不以货财者也。五十杖于家，至一坐再至，此不以筋力者也。”【703】因为如果对用来祭祀的物品的整洁和样式做一成不变的规定，那么，贫困之家就不可能致敬尽礼；如果给仪式的外在动作强加硬性的标准，那么身体衰弱的人就只能废礼而不行了。《礼记·曲礼篇》并没有囊括所有作为“礼之变节”的“曲礼”，只是较为集中地汇集了“诸礼曲折之文”。在《仪礼》篇末的“记”及《礼记》各篇中，都有“曲礼”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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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看，《曲礼》几乎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举凡饮食、待客、事亲、敬长，都有一些非常明确的细节性规范。而吕大临的注释在阐明这些细节规定的同时，更关注对这些规范在人情事理上的根据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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