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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圣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间，事之所遇，物之所触，思之所起，以至于读书考古，苟知所用力，则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为力行也，岂但见于孝悌忠信之所发，形于事而后为行乎？自息养瞬存以至于三千三百之间，皆合内外之实也。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区区诚有见乎此也。【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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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张栻对知和行分别作了非常广泛的解释，知既包括日用常行中的耳目感官对于外物之感触，心官之思，也包括读书考古。行不仅指见诸具体行为的孝悌忠信一类伦理道德的活动，还包括人的心思念虑、容色辞气这类微细的活动，以至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这类显著而繁复的社会活动。而知行的关系则是互相发明，互相促进。“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几可视作关于知行并进关系的一个经典表述。张栻认为，遵循知行的这种并进关系，则人既可明达天理，又可变化气质。【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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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讲，知行存在着“互相发”的并进关系。但若分先后，则是知在先，而随之以行，最终则仍是知行并进。张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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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精粗，行有浅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且以孝于亲一事论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温夏清，昏定晨省，则当行温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进于此者，则又从而行之。知之进则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则知愈有所进。……盖致知力行，此两者工夫，互相发也。【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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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尝不随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内外交正，本末不遗，条理如此，而后可以言无弊。【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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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谓“知常在先”，是从知行关系中的行必有其所行者和所以行者而言，而不是凭空冥行来说的。也就是说，在知行关系这个特定问题内，应当是先有知。但知常在先，并不等于行一定在后，而是行紧随于知，也就是有知即有行，知行不可割裂，而是紧密相关，相互并进。在这个意义上，张栻所说知行关系已带有明显的知行合一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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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张栻早年从其父受学，后又问学胡宏，对于孔孟儒学，形成了较系统的理解，对北宋以来的道学尤其是程氏之学做出了较全面的继承和推进，确乎是一代儒宗。黄宗羲评曰：“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践履又实也。”“五峰之门，得南轩而有耀。从游南轩者甚众，乃无一人得其传。故道之明晦，不在人之众寡尔。”【930】就对张栻学术造诣的评价来说，黄氏此说确乎不虚。然谓“道之明晦，不在人之众寡”，如果指张栻独出诸儒之表，为湖湘学派之核心中坚，而与朱子难分轩轾，则其言盖有为而发。然而，张栻早逝，其学不传，而湖湘一派竟亦趋于消歇，以此而言，则黄氏“众寡”之说亦属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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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五章 朱熹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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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绪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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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1200）是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其儒学思想是宋代儒学发展的高峰。从儒学史的角度来看，朱熹对儒学发展所作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花费了毕生时间致力完成并不断加以修改的《四书章句集注》。朱熹对四书所作的研究，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四书的集结、章句、注释、解说，事实上，他一生的学术精力，大部分都投入在对于四书的研究之上，死而后已。【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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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四书研究是理学化的四书体系的集中代表。其研究，是在整理、编辑北宋以来儒家（主要是道学，也包括与道学亲缘接近的其他儒者）对四书的解释的基础之上，以二程道学思想为主轴，并经过对北宋以来各家四书解释的全面反思和批判继承，所建立起来的解释体系。由二程在北宋开创的注重四书的学术运动，到朱熹手中真正定型和兴起，并借助后来朱子学派的努力发扬，使四书成为宋元明清儒学思想的新的经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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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早年就对北宋和南宋初期儒学关于《论语》、《孟子》的解释做过整理和编辑，在四十多岁时写成了《四书集注》初稿，此后一直不断修改。朱熹在晚年守漳州任上把“四书”合刊为一。他对《论语》、《孟子》的注释称为“集注”，对《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所以后来统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在《四书集注》外，他还著有《四书或问》，对《四书集注》中的义理论点和素材取舍加以说明和发挥。本章以《四书集注》为主，论述朱熹儒学思想的特色；但主要不是从解经学的角度观察《四书集注》，而是力图展示朱熹是如何通过《四书集注》阐发其儒学思想的，当然，朱熹在《集注》中阐发的儒学思想体现了新儒学的思想特色，即道学话语形态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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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四书集注》首列有《读论语孟子法》，是朱熹摘录二程关于读《论语》和《孟子》的语录，也表达了朱熹关于阅读《论语》、《孟子》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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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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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曰：“……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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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曰：“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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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集注》中也引程子曰：“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933】可见，朱熹赞同二程的解释主张，读书是为了理解，不是为了诠释，理解的要点是经典所表达和蕴涵的圣人之心与意，即圣人为什么作经，圣人要达到什么目的。其次是通过经典了解圣人所达到的境界，及常人与圣人境界的差距所在。理解要“思”，而且要“味”，味就是玩味和体会。这种玩味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在熟读的基础上深切玩味，玩味要结合切身的体会。最后，玩味的目的是识得圣人的气象，涵养自己的气质。在这个意义上，对四书的阅读和理解是体验的，是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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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关于《论语》和《孟子》的《集注》的叙述特点是：先训读，次解释大意，次引程子及程门谢氏、游氏、杨氏、尹氏等说，其中引程子最多，而后以“愚谓”“愚按”补足之。与二程不同，朱熹注释以字的音读和字义为基础，这不仅继承了汉唐经学注重训诂的长处，也有助于科举时代知识人对于经典音读的统一，更便于初学。所以朱熹的《集注》可以说做到了学术性与实用性的统一，这也是它能够被作为教本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同时很明显，朱子《集注》在训读后的解释大意中，加进了自己的哲学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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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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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章句序》：知其性与全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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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子的四书著作中，对《大学》的研究和阐发，最具有代表性，也最集中地表达了朱子的儒学思想。让我们先来看《大学章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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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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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间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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