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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能然，有必然，有当然，有自然处，皆须兼之，方于理字训义为备否？……能然必然者，理在事之先；当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则贯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该，而正就事言者尤见理直截亲切，在人道为有力。【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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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能然、必然、当然、自然四种，能然、必然指理在事先，当然指理在事中，自然指理事一贯。这种基于理、事关系区分不同形态的理，在道学中确乎是一种思想的推进，也是陈淳善于从“根原处”思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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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理气关系，陈淳也有某些值得注意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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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理。然才有理，便有气，才有气，此理便在乎气之中，而不离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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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未有天地万物之先，必是先有此理。此理不是悬空在那里。……然则才有理，便有气，才有气，理便全在这气里面。那相接处全无些子缝罅，如何分得孰为先，孰为后？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若分别得先后，便成偏在一边，非浑沦极至之物。【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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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淳明确肯定才有理便有气，才有气，理便在气之中，理不离乎气。理气浑然，其相交接处绝无罅缝，故此理气不可以分先后。而所谓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理，显然是一种逻辑在先的说法。从这里看，陈淳比他的老师朱子更为强调理气不离，理气无分子先后。这个思想对于元明理学家论理气应当是有所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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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淳对于心的解释也有一定的新意，提出了“心含理与气”的论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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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含理与气。理固全是善，气便含两头在，未便全是善底物，才动便易从不善上去。心是个活物，不是帖静死定在这里，常爱动。心之动，是乘气动。……心之活处是因气成，便会活。其灵处是因理与气合，便会灵。【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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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含理与气，因而既有本然之善，又有未必全善。兼之心是活物，常爱动，一动便容易走向不善。心之动是乘气而动，因而心会活。而心又是理与气相合，理是虚灵的，因而心会灵。陈淳以“理与气合”论心，是受张横渠影响所致。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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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渠曰：“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虚是以理言。理与气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这性，于是乎方有性之名。性从理来，不离气；知觉从气来，不离理。合性与知觉，遂成这心，于是乎方有心之名。【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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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来自理，知觉来自气。而理不离气，气不离理，故而性与知觉也可以说是相合的，这样便有了心之名。陈淳通过以“理”解太虚达成了对横渠心性之说的创造性诠释。正因为心是理与气合的结果，心又是爱动的活物，便需要作工夫才能进于天理。陈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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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淡然不逐物欲者，而亦不进于天理，盖其质美而未学，所云者，止其粗，而未及精，止其显，而未及隐。其不复天理处便是人欲之根尚在，潜伏为病，未能去之净尽，而犹有阴拒天理于冥冥之间。正如疟疾，寒热既退，而精神不爽，病犹在隐而未全退，盖形气尚为主，天理尚为客也。【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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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理气关系来谈人的病痛，此理气关系即是心所含的理与气的关系。人由于未能强学，对于义理只知其粗其显，而未能深入到义理之精和隐，便导致“人欲之根”尚在，潜伏为病。此病不能尽除，则“人欲之根”在隐幽之中每与天理相对抗，犹如人患疟疾，寒热虽已退去，精神却未能健旺，实质是病根未除。因此，人的形气常为一身之主，而天理反为客。这也就是人有淡然不逐于物欲却不能进于天理的原因。要去除病痛，就需要做致知力行的工夫。陈淳《用功节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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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门用工节目，其大要不过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致其极之谓。致其知者，所以明万理于心而使之无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谓。力其行者，所以复万善于己而使之无不备也。知不至，则真是真非无以辨，其行将何所适从，必有认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觉者矣。行不力，则虽精义入神，亦徒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于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后为二事也。故知之明，则行愈速，而行之力，则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为主。敬者，主一无适之谓，圣贤所以贯动静，彻始终之功也。能敬，则中有涵养，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则心与理相涵，而无顽冥之患矣。由是而力行，则身与事相安，而不复有扞格之病矣。【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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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的用功节目，大要就是致知力行。致知即是将格物所得的知推扩至极至，使得万理明于心而无有犹疑。力行即是勉力而不敢怠惰，使得万善复归于己而无有不备。如果知有不至，则无从分辨真是真非，行也就无所依据，或竟至认人欲为天理而不自觉悟。如果行而不力，则即使有精义入神之知，也只是空言而已，所谓盛德至善与己毫无干涉。致知、力行虽为学者用功的两面，却并不是可以截然作先后之分的两件事，而是相辅相成的。知越明，则行越能取得效果。行越勉力，则所获得的知越加精明。而能保持致知力行持续进行并取得实效的方法就是主敬，主敬是贯穿于全部动静过程的一种修持工夫。主敬的实质即是程朱所谓“主一无适”。主敬的作用在于心有涵养，大本清明。有主敬的工夫做扶持，则致知可以达到心与理相涵，也即万理明于心而无顽冥之患；力行可以达到身与事相安，没有隔碍冲突之病。陈淳所谓用功节目也属于知行的范畴，【1070】与他所主张的“心含理与气”之说是首尾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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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陈淳对于儒学史上各家的论仁之说，也有简要明晰的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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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门后，无识仁者。汉人只以恩爱说仁。韩子因遂以博爱为仁。至程子而非之，而曰：“仁，性也；爱，情也。以爱为仁，是以情为性矣。”至哉，言乎！然自程子之言一出，门人又一向离爱言仁，而求之高远，不知爱虽不可以名仁，而仁亦不能离乎爱也。上蔡遂专以知觉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觉，而谓知觉为仁则不可。若能转一步观之，只知觉处纯是天理，便是仁也。龟山又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夫仁者，固与万物为一，然谓与万物为一为仁则不可。若能转一步观之，只于与万物为一之前纯是天理流行，便是仁也。吕氏《克己铭》又欲克去有己，须与万物为一体方为仁。其视仁皆若旷荡在外，都无统摄，其实如何得与万物合一？洞然八荒，如何得皆在我闼之内？殊失孔门向来传授心法本旨。至文公始以“心之德，爱之理”六字形容之，而仁之说始亲切矣。【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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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儒者以爱言仁，受到程颐的批评。可是，宋儒却又往往离爱言仁，走向另一个极端。谢良佐（上蔡）以知觉言仁，杨时（龟山）以一体言仁，吕大临以克去己私达到与万物为一体为仁。陈淳认为，这些说法都有问题，毛病在于“旷荡在外，都无统摄”。谢良佐、杨时之说应下一转语才可以说得通，谢良佐下转语为“知觉处纯是天理便是仁”，杨时下转语为“与万物为一之前纯是天理流行便是仁”。陈淳说，只有朱子所谓“心之德，爱之理”说才得仁之实，而言之亲切有味。就宋儒的论仁而言，陈淳的这些评论是颇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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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陈淳作为朱门高弟，在诸多问题上达到了对于朱学的深度理解，也切实维护了朱学的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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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程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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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端蒙（1143—1191），字正叔，号蒙斋，江西鄱阳人。先从学江介，后赴婺源问学于朱子，成为朱学的忠实践行者。著有《性理字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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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字训》为道学启蒙读物，选取以《四书集注》为中心的道学主要概念加以扼要训释，对于道学的普及和传播有着积极的意义。朱子对此书评价颇高：“《小学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1072】可见，此书在道学中是有较重要地位的。其实，《性理字训》只是一篇数百字的短文，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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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流行，赋予万物，是之谓命。人所禀受，莫非至善，是之谓性。主于吾身，统乎性情，是之谓心。感物而动，斯性之欲，是之谓情。为性之质，刚柔、强弱、善恶分焉，是之谓才。心之所之，趋向期必，皆由是焉，是之谓志。为木之神，在人则爱之理，其发则恻隐之情，是之谓仁。为金之神，在人则宜之理，其发则羞恶之情，是之谓义。为火之神，在人则恭之理，其发则辞逊之情，是之谓礼。为水之神，在人则别之理，其发则是非之情，是之谓智。人伦事物当然之理，是之谓道。行此之道，有得于心，是之谓德。真实无妄，是之谓诚。循物无违，是之谓信。发己自尽，是之谓忠。推己及物，是之谓恕。无所偏倚，是之谓中。发必中节，是之谓和。主一无适，是之谓敬。始终不二，是之谓一。善事父母，是之谓孝。善事兄长，是之谓悌。天命流行，自然之理，人所禀受，五性具焉，是曰天理。人性感物，不能无欲，耳目口鼻，斯欲之动，是曰人欲。无为而为，天理所宜，是之谓谊。有为而为，人欲之私，是之谓利。纯粹无妄，天理之名，是之谓善。凶暴无道，不善之名，是之谓恶。物我兼照，扩然无私，是之谓公。蔽于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谓私。凡此字训，蒐辑久闻。嗟尔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深惟其义，以达于长，以会于学。审问明辨，精思笃行，孜孜勉焉，圣可贤至。【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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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颇便于童蒙习读。其中讲了命、性、心、情、才、志、仁、义、礼、智、道、德、诚、信、忠、恕、中、和、敬、一、孝、悌、天理、人欲、谊、利、善、恶、公、私等名词，从天命至心性，从仁义礼智到道德诚信，从忠恕、中和到主敬、孝悌，从天理人欲到义利公私，道学的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都做了简明的介绍。这里，对若干名词稍作解释，所谓“性之质”，即才，也即是人的资质，刚柔、强弱各有不同。本来，“才”这个词出自《孟子》，讲到刚柔、强弱这层意思已足够表达“才”的含义，但程端蒙又加上了“善恶”，这就把才大约等同于气质，而气质在道学又可指与天命之性相对的气质之性。所谓“发己自尽”为忠，源自程氏“尽己之谓忠”一说，朱子《四书集注》也持此说，意思是真诚地竭尽自己的智虑或能力为他人考虑，给他人帮助，就叫做忠。所谓“无为而为”，就是践行儒家的仁义礼智、孝1忠信这样的伦理道德原则不带有任何的目的和企图，这些伦理道德原则是人之为人所本然地应当实行的，这就叫做“谊”。反过来，带有任何个人的目的和企图去践行伦理道德原则，都是有为而为，是出于“利”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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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端蒙《性理字训》和陈淳《北溪字义》虽同属训释字义的著述，但二者的性质有所不同。陈淳《字义》更多地是从哲学思想的高度解释朱学的主要名词概念，其中也蕴含了他自己的思想见解。程端蒙《字训》则完全是平实地叙述道学的主要名词概念，其中几乎不带有任何的个人意见，且主要是作训蒙之用。但是，二者的作用都是较大的。程端蒙《字训》对于元明时期训蒙读物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便将《字训》列为儿童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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