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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预此集者以孝悌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预集而或犯，……告于众而共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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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讲之容端而肃，群居之容和而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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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毋亵，毋谀，毋妄，毋杂。【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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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儒家的孝悌忠信作为聚会的根本宗旨，具体的行为规范则包括顺于父母，友于兄弟，睦于宗族，诚于朋友，言行一致等儒家伦理原则。违背这些伦理原则和规范者，则无资格进入聚会讲学。如果进入之后而有所违犯，则由同志之士加以规劝和责戒，以至公告全体与会者，共同勉励。如果最终仍不能改正，则开除出聚会。此规约对于参与会讲者的容貌辞气也作了明确规定，此即“端而肃”，“和而庄”，不得出猥亵之言，阿谀之言，虚妄之言，杂碎无益之言。这些也是程氏理学的主敬说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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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讲学的目的是讲求“经旨”，对此，《乾道五年规约》也提出了具体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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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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肄业当有常，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一岁无过百日，过百日者，同志共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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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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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惰苟且，虽漫应课程而全疏略无叙者，同志共摈之。不修士检，乡论不齿者，同志共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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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迁居，移书相报。【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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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条，对于诸生相聚讲学的目的和功课法式皆作了明确规定，其中“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一说，可谓二程研讨经籍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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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讲学是道学的一个传统。吕祖谦也受到这个传统的熏染，虽然他讲学偏重史学，但仍有其中心和纲领。上面所述会讲规约，可以看做吕祖谦去俗学，求实学，做真儒的基本行为规范。而贯穿其讲学和著述始终的，则是对于“大纲”的领会和把握。吕祖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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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为学，须先识得大纲模样，使志趣常在这里。到做工夫，却随节次做去，渐渐行得一节，又问一节，方能见众理所聚。今学者病多在闲边问人路头，尚不知大率问人，须是就实做工夫处商量方是。【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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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的“大纲模样”便是恒常地持有为学的志趣，而不是如闲人的随意问话。有了恒常的志趣，逐渐做工夫，行得一节，又问一节，这样才能认识和掌握众多的理。可见，吕祖谦所谓为学大纲，是以“见理”为旨归的。吕祖谦还具体说道：“《周》《召》乃《诗》之纲领，《乾》《坤》其《易》之门。”又说：“读书其辞虽多，要处亦少。如《论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孟子》说‘明于庶物’，《尚书》‘惟学逊志，务时敏’，此处最要。”【1187】这些说法，可以看做吕祖谦关于为学读书的具体“大纲”，也可以视作对于读书之“理”的具体论说。吕祖谦偏重史学，认为史学也有其大纲，这个大纲便是历史的“统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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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纪纲、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复须识一君之统体，如文帝之宽，宣帝之严之类。统体盖谓大纲。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两君稍严，不害其为宽。一君统体在严，虽有一两事稍宽，不害其为严。读史自以意会之可也。至于战国三分之时，既有天下之统体，复有一国之统体，观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识天下统体，然后就其中看一国之统体。先识一代统体，然后就其中看一君之统体。二者常相关也。既识统体，须看机括。之所以兴，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败，人之所以邪，所以正，于几微萌芽时察其所以然，是谓机括。【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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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先要把握“统体”，统体即是“大纲”。吕祖谦认为，一代有其统体，一国有其统体，一君也有其统体，对此应当加以识别和把握。在把握统体也即大纲的同时，要认识历史发展的“机括”，也就是国之兴衰、事之成败、人之邪正的几微萌芽时的所以然。吕祖谦的这个读史法，也就是先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再具体辨析其中国运人事几微变化的“所以然”，也即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和原因。这也体现出吕祖谦为学特重“大纲”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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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祖谦看来，把握大纲，不仅是为学的根本，也是为人的根本。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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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为人，须识纲目。辞气是纲，言事是目。言事虽正，辞气不和，亦无益。自古乱亡之国，非无敢言之臣，既杀其身，国亦从之。政坐此耳。【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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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纲目，虽以“为人”为说，但所指实是居官言事。辞气是纲，言事是目，也就是指辞气是根本，以“和”为主，事是所言之具体条目，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无论所言何事，皆以温润平和之辞气言之。乱亡之国，敢言之臣未能秉持辞气这个大纲，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招致杀身之祸。吕祖谦所言辞气，就“言事”的方式来说，较重于言语的温润平和，但并非仅仅指言语的形式，而是包含了言语的质地。或者可以说，辞气是一个混沦一团的言语气象，其内在有一个根本的质地。吕祖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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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立其诚。凡人须是诚实，若有此实，便发此言。此即是修辞，此便立其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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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信所以进德，忠信是朴实，即是种子。有此种，则德日大。【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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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文言》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吕祖谦的解释是，诚为诚实，有此实便发此言，这即是修辞，即是立其诚；忠信的根本就是朴实，朴实即是德性的种子，有此种子便可以日进其德。上面所谓辞气，从言语方面来说，也就是修辞。修辞实质在于诚，此诚即是实，亦即是朴实。综合而言，吕祖谦所谓为人的大纲，应当是忠信，是诚，这是人的内在的德性种子，言语或言事不过是此内在种子的外现。内在实有忠信，实有诚，辞气自然也就平和温润，言语或言事也就平允。当然，内在实有诚和忠信，是辞气平和的先决条件，而要做到临事时辞气平和，或者还要有克己反躬的工夫。据说，吕祖谦“少时性极偏，后因病中读《论语》，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有省，遂终身无暴怒”。【1191】他还说道：“大凡人之为学，最当于矫揉气质上做工夫。如懦者当强，急者当缓，视其偏而用力焉。”【1192】所谓气质上做工夫，也可以视作达到辞气平和的一种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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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吕祖谦为了阐扬儒家圣学，接续北宋以来道学的讲学传统，订立了“以孝悌忠信为本”的学规，引导学者讲求实学，做成真儒。于讲学和著述过程中，吕祖谦始终强调“大纲”的重要性，为学为人有其大纲，读书包括读史亦有其大纲。其所谓大纲，虽然由于问题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述，但归结起来，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务求实在，为学即是求实学，读书即是得其纲要，为人即是根植一个朴实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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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既立，则“明理躬行”、“见众理”、“于几微萌芽时察其所以然”就是值得细致探讨的问题。尽管吕祖谦并没有像朱熹、张栻那样系统地讨论理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没有对陆九渊的心学表现出特别的认同，但对于“理”的重视，对于程氏理学的认同，则是毋庸置疑的。吕祖谦说：“天下惟有一理。”【1193】“理不外物，物不移理。”【1194】他向学者所特别揭示的书目为“程氏《易传》，范氏《唐鉴》，与夫谢氏《论语》，胡氏《春秋》”，认为这些书是“所当朝夕从事者”。【1195】这个书目基本属于程氏理学系统，仅有范氏（祖禹）《唐鉴》出自司马光的史学系统，然其论断每为二程所称道，故此与理学可谓相辅而行。吕祖谦对于理学的论说虽未有系统，然不乏有见之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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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也。一气之春，播于品物，其根其茎，其枝其叶，其华其色，其芬其臭，虽有万而不同，然曷尝有二气哉？理之在天下，遇亲则为孝，遇君则为忠，遇兄弟则为友，遇朋友则为义，遇宗庙则为敬，遇军旅则为肃，随一事而得一名，名虽至于千万，而理未尝不一也。气无二气，理无二理。然物得气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气之全，故其理亦全。惟物得其偏，故莸之不能为薰，荼之不能为荠，松之不能为柏，李之不能为桃，各守其一而不能相通者，非物之罪也，气之偏也。至于人，则全受天地之气，全得天地之理。今反守一善而不能相推，是岂非人之罪哉？【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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