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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叶适所谓“讲学大旨”,其实质是讲道统,可谓寓道统于学统。道始于尧。尧最敬重的是天,根据日月星辰亦即天象的变化而授人以时,使得人事与天行一致。这即是说,尧所创立的道固然与对于天象的观察有关,但落脚点则在于人事,而不是一味地就天言天,也不是着力于探究所谓天道。舜也是重现实的政事,而“不言性命”。在叶适看来,所谓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之说,表示的是人心至显可见,而“执中”是最易知,最易行的,这其中并无“性命”的意思。禹得天所赐《洪范》九畴以治水,也是重于人事。皋陶训示人德以补天德,观于天道以开人治,教养天下的众多人材,这即是“以人代天”。同时,治国的“典礼赏罚”则是本之于“天意”。叶适认为,一方面以人德补天德,即是“以人代天”;另一方面“本诸天意”以制作“典礼赏罚”,这是皋陶和大禹共同遵循的道,也是夏商周一致遵循的道。汤言性,也只说到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意谓此性源于天。伊尹与汤“咸有一德”,故能敬奉上天,而受天明命。叶适总结说,尧、舜、禹、皋陶以至汤、伊尹,前后相承,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有着共同的关切,其所谓道主要体现为这三个方面。其后文王、周公也是顺承尧、舜以来天人之交的原则,各尽其道,如文王“备道尽理”,作成天下之材,使之有以扩充、保全性命。周公则治教并行,礼刑并举,百官有司即使是卑琐的名物,其中都具有道德义理。周公可谓将道德义理“措于事物”的典范,他与召公一道成就了西周一代之治,而其中贯穿了尧、舜以来绵延相传的“道统”。到了孔子的时代,周道已坏,而上世的道德性命之义也已放失,于是孔子集成《诗》、《书》、《礼》、《乐》、《春秋》,撰著《彖》、《象》,使得唐、虞、三代之道通过这些文献得以失而复存,得以传承。至于所谓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之说,叶适认为“必有谬误”。他说:“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为至。”【1250】又说:“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也。”【1251】这实质是否定曾子在儒家道统、学统中的地位。至于孟子,叶适认为,孟子亟称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周公,其所愿则是学孔子,可谓得圣贤统纪。孟子对于养气知言,外明内实,文献礼乐,区处详审,可谓得孔子之传。然而,孟子亦有过当处,此即“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开德广”指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语治骤”指不分大小强弱,言行王道无不如同高屋建瓴,以为汤、文王皆是如此;“处己过”指孟子自比于庶人,自谓“庶人不见诸侯”,【1252】实则并非庶人;“涉世疏”指惮烦。由于孟子已是有得有失,孟子而后,学者往往追逐新奇,忽视本统,导致道不完备,而追随孟子之迹。因而千年以来,对于所谓“绝学”争议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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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述,叶适所谓道统有两点可为注意,一是就儒家的圣贤相传之道来说,此道具有“人事与天行不差”,“以人代天”的特点,其意蕴在于道德义理与治教名物相统一,也就是自古圣贤不曾离人事而言天道,离治教而言性命;二是对于尧、舜以至孔孟的列述,与韩愈及宋儒的论说大体上相吻合,其特别之处在于否定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对于孟子以后少有肯定。无疑,北宋以来的道学也同样不为叶适所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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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对于道学,既有客观的叙说,也有一定的批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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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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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道学之名”,是指北宋周、张、二程所开创的新儒学。叶适批评道学有一种唯我可以致道的高自标榜,认为其中根本处如果有差,则其末流当成大弊。叶适此说是针对吴明辅所谓“道学名实真伪之说”而发,是一个大概的论说,对于道学的具体人物并没有论析,故而很难据以判断其对于道学具体情形的论断。事实上,叶适对于道学也曾有较客观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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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周张二程考古圣贤微义,达于人心,以求学术之要。世以其非笺传旧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间,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讲说者被闽浙,蔽江湖,士争出山谷,弃家巷,赁馆贷食,庶几闻之。【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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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叙述较客观地反映了道学一百余年间的大致情形,而所谓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则是指朱熹、吕祖谦、张栻相互讲论,广接学者,导致道学兴盛的景象。尤可注意的,是林栗以“道学”之名攻击朱熹的时候,叶适挺身辩护,公开指出林栗所列“罪状”无一属实,而以朱熹聚徒讲学正是“为人材计,为国家计也”。【1255】叶适本人也在学理上有着道学的背景,程门袁溉传薛季宣,薛季宣传陈傅良,叶适与薛、陈二氏过从甚密。郑伯英私淑程门周行己,叶适亦尝师从郑氏。不过,自薛季宣始,永嘉之学即转向事功一面,至叶适更形渐远,反对离事言道。因而对于道学有所批评,也就并不奇怪。叶适对于程氏的主敬说,曾有所批评。在《敬亭后记》中,叶适讲到,程氏教学者必以敬为始,叶适则提出:“学有本始,如物始生,无不懋长焉,不可强立也。”“复礼者,学之始也。”“敬者,德之成也。”【1256】所谓“强立”,意在讥刺程氏以敬为学之始。对于周敦颐、张载,叶适也曾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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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学者,幸六经之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纯备,道之会宗,无所变流,可以日用而无疑矣。奈何反为太极无极,动静男女,清虚一大,转相夸授,自贻蔽蒙。【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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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太极无极”,“动静男女”,是针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所谓“清虚一大”,是针对张载的《正蒙》。叶适的意思是,周、张之说使得已经明了的六经反而变得模糊不清,而学者也受到蒙蔽。总之,叶适之所以对于道学有所批评,是与他对于学统和道统的看法分不开的。叶适既然对于孟子有所批评,而孟子之后甚少肯定,则批评道学也就不足为奇。叶适批评孟子及道学,也是他本人试图接过道统的一种表现。这一点,从他的思想也可以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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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关于道统的叙述可以看出,叶适的思想主张是道德义理与治教人事相结合,道德义理通过事功得以体现出来,反对脱离事功以言义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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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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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义与功利的关系问题上,叶适主张二者兼顾,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而道义光明,也就是说利的实现即是道义的体现。而董仲舒之论,却是疏阔不切实用。叶适甚而明确提出仁义礼乐无分子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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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仁义礼乐必归于唐、虞、三代,儒者之功也;言仁义礼乐至唐、虞、三代而止,儒者之过也。仁义礼乐,三才之理也,非一人之所能自为;三才未尝绝于天下,则仁义礼乐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古之圣人由之而知,后之君由之而不知。知之者以其所知与天下共由之,而不知之者亦以其所不知与天下共由之,是则有差矣,然而仁义礼乐未尝亡也。儒者之述道,至秦汉以下则阙焉,其意以为唐、虞、三代之圣人能自为之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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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三代而不遗两汉,道上古而不忽方来,仁义礼乐绳绳乎其在天下也。【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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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认为,儒者对于仁义礼乐的探究有功有过,其功在于论仁义礼乐必溯源于唐、虞、三代,其过在于论仁义礼乐至唐、虞、三代而止,即三代以下仁义礼乐不存。叶适提出一个观念,即仁义礼乐是“三才之理”,三才贯通古今,仁义礼乐当然也就流行于天下古今。故此,叶适主张“举三代而不遗两汉,道上古而不忽方来”,也就是仁义礼乐无时不有,三代两汉、往古来今都有仁义礼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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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的历史存在和作用,叶适也是主张无分子三代与汉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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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可见,而在唐、虞、三代之世者,上之治谓之皇极,下之教谓之大学,行之天下谓之中庸,此道之合而可名者也。其散在事物,而无不合于此,缘其名以考其实,即其事以达其义,岂有一不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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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夫昔以不知道为患,而今以能明道为忧也。夫上有治,下有教,而道行于天地万物之中,使无以异于汉、唐、三代之世,然后可以无憾。【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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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道始于尧、舜、三代,道是一个总名,分开来讲有不同的所指,从政治来讲道就是皇极,从教化来讲道就是大学,从运行于天下来讲道就是中庸。道分散在万事万物之中,但又无不合于治、教、行这样三个方面。对于道的认识,可以根据其名来考核其实,也可以通过事物来了解道的含义。三代而后,也可以通过治、教和道行于天下三个方面来达到唐、虞、三代这样的理想社会。对于道的含义,叶适也从哲学的角度作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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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原于一而成于两。古之言道者必以两。凡物之形,阴阳、刚柔、逆顺、向背、奇偶、离合、经纬、纪纲,皆两也。夫岂惟此,凡天下之可言者,皆两也,非一也。一物无不然,而况万物;万物皆然,而况其相禅之无穷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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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中庸者,所以济物之两而明道之一者也,为两之所能依而非两之所能在者也。水至于平而止,道至于中庸而止矣。【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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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根源于一,道也只是一个,道又是不可见的,通过相互对待、对立的两面的交互作用和变化表现出来。所谓两,是指阴阳、刚柔、逆顺、向背、奇偶、离合、经纬、纪纲等,包括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两面。万事万物无不有两面,两面的交替变化便体现了道的运动和作用。中庸是一种至高至善的准则,物的两面以中庸为依据而达到交替变化中的平衡,道则以中庸为极致。不过,叶适对于一物之两如何运动变化似并没有详细阐述,即使是对于《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并没有展开阐释。他说:“一阴一阳,氤氲而眇微,至难明也。”“道者,阳而不阴之谓也。一阴一阳,非所以谓道也。”【1262】所谓一阴一阳氤氲而眇微,说的是阴阳的微妙变化,其间的微妙之处确实“难明”。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所谓一阴一阳“非所以谓道”,也就是指阴阳本身及其变化不即是道。此说也无问题。可是,叶适所谓“道者,阳而不阴之谓也”,确乎难以索解。可以说,叶适对于道如何“成于两”的问题并没有作深入系统的阐述,而这个问题正是宋儒所较为普遍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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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出“道原于一而成于两”以外,叶适还对道与物的关系作有论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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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作者无不以一物立义,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道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贤经世之业,非习为文词者所能知也。【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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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即是说,有物即有道,物在道在。物有固定的处所,道则没有固定的处所,因而道可以兼该万物,物则有限定性。如果固执于物,则不能达到对道的了解和把握。道虽然广大,具备众理,统摄万事,但道要发挥作用,则终究需要落实在物上,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物不至于流散。圣贤经世之业,也就表现在能够很好地处理道与物的关系,以道兼该万物。由于叶适把道和物看做同时存在,并不认为道可以先于物而存在,因而对于《老子》所谓先天地生的道持反对态度,认为“未有于天地之先而言道者”。【1264】总之,叶适关于道的看法,以道不离物、物在道在为主,这也与他关于道统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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