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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 《中庸》，《水心别集》卷七，《叶适集》，第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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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 《习学记言》卷四，第30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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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 《习学记言》卷四十七，第437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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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 《习学记言》，第436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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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 《大学》，《水心别集》卷七，《叶适集》，第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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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6】 《宋元学案》卷五十四，第1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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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金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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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金代儒学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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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学术史、思想史著作通常都将宋儒赵复被俘北上视为北方儒学复兴的开端，如《元史·赵复传》即说：“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北方知有程朱理学，自复始”，【1】黄百家云：“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2】全祖望对整个金代儒学都持否定意见：“建炎南渡，学统与之俱迁，完颜一代遂无人焉。元裕之曰国初经术祖金陵之余波，概可知已。”【3】实际上，金儒不仅知道程朱之学，且能对其提出商榷。如果我们同意道学并不就是儒学的唯一合法形式，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金代儒学也是儒学之一种，而不能像全祖望那样将有金一代视为儒学发展的空白。金代士人并没有放弃对道的追寻与承负，只不过他们对道的理解较之宋儒有所不同而已。元初名儒大多是亡金儒士，故金儒对道学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元代儒学的底色。就此而言，了解金末儒学对于认识元代儒学就决非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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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在总结辽、金灭亡教训时曾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之说。【4】对于金，这并不符合史实，对此，前人辩之甚悉。【5】不过，儒学在金朝受到优待却是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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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兵初进曲阜，谩骂孔子，放火烧毁孔庙。及至熙宗，开始尊孔。熙宗在上京立孔庙，亲自拜祭，又封孔子后裔孔璠为衍圣公。海陵王时，国子监于天德三年（1151）大量刊印《易》、《书》、《诗》、《礼记》、《周礼》、《孝经》、《左传》等等，并指定用这些经籍自汉代以来最有影响的注疏本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金世宗更加尊孔崇儒，他修立孔墓，立“宣圣庙碑”。世宗朝还设立译经所，用女真语翻译儒家经书。大定五年（1165）译成《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大定六年又译《史记》、《汉书》。大定十五年，世宗再次下诏翻译经史。大定二十二年，译经所进呈《易经》、《尚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以及《新唐书》的女真字译本。世宗还对朝臣说，他之所以命令翻译五经，是要女真人知道仁义道德之所在。大定二十六年，他下诏规定，女真贵族如不能读女真字经书，不得承袭猛安、谋克等贵族身份。章宗即位前，即已熟读《尚书》、《孟子》，认为是“圣贤纯正之道”。即位后，下特旨修孔庙，廊庑用碧瓦，石柱雕龙纹，修建厅堂、庙宇等四百多间，并下诏各州建孔庙，避孔子名讳。章宗还下诏命令三十五岁以下的女真亲军必须读《孝经》和《论语》。世宗、章宗朝还广置官学，以《论语》、《孝经》为必读课本。文人学子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金史·艺议传》说：“世宗、章宗之世，儒风大变，学校日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甚多。”世宗在位期间，每次录取的进士人数都在五百人以上，最多时达九百余人。因为推崇儒学，社会安定，经济发展，金世宗甚至被誉为“小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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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与宋同时，但金朝儒学有着与后者不同的特色，那就是道学或理学在金朝并未得到像在宋朝那样充分的发展。以科举为例，金代科举折中王安石、司马光的考试办法，不考《仪礼》与《春秋》公羊、穀梁二传，而将十七史、《孝经》及《老子》、《荀子》、《扬子》纳入考试范围。科举设词赋与经义两科，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已说”。有金一代，对词赋重视非常，这使儒学在金朝的发展不能不受到严重阻碍。海陵王天德三年甚至罢经义、策试二科，专以词赋取士，直到世宗大定二十八年，经义科才得恢复，而重词赋、轻经义之风不稍减弱。明昌、承安间（1190—1200），士大夫依然非赋不谈。大定、明昌间（1161—1200），名士蔡珪、王寂、党怀英、王庭筠等，皆以诗文、书画为擅场，儒学造诣则乏善可陈。泰和、大安间（1201—1210），局面亦无改观，时人曾感叹：“士大夫以种学积文为进取之计，幹办者称良吏，趋时者为通贤，而不知治心养性之术。间有明仁义之实，以通经学古为高，救时行道为贤者，必怪怒骂笑以为狂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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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祐南渡（1214），金国势日衰，而儒学稍有起色，以南宋使节往往携书来北，士大夫闻之兴起：“金源氏之衰，其书（按指理学书籍）浸淫而北。赵承旨秉文、麻征君九畴始闻而知之，于是自称为道学门弟子。”【7】不过，现知最早在金国公开刊行并造成广泛影响的不是程朱的著作，而是被朱熹认为理学异端的张九成的《道学发源》。是书辑录《大学》、《中庸》以及刘子翚《圣传论》、张载《东铭》《西铭》等著作而加以己注。金尚书省诸生傅起等得之以为宝，请当时名士赵秉文、王若虚分别撰写前、后序加以刊布。王若虚《道学发源后序》说：“国家承平既久，……而鸣道之说亦未甚行，三数年来其传乃始浸广，好事者往往闻风而悦之。今省庭诸君尤为致力，慨然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且将与未知者共之。”【8】终金一代，朱熹所建构的道统谱系都未能得到响应，被朱熹排除于道统谱系之外的那些人物（如王安石、苏氏父子）在金的孔庙里却享受配祀的殊荣。而在金代儒坛活跃的也是赵秉文、李纯甫这些被批评者认为佞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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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赵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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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文（1159—1232），字周臣，滏阳人，自号闲闲老人，因做过礼部尚书，故世人又称赵礼部。秉文自述其“七岁知读书，十有七举进士，二十有七与吾姬伯正父同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9】历官应奉翰林文字、户部主事、翰林撰修、翰林直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礼部尚书、翰林学士。贞祐初（1213），上书建言三事：迁都、导河、封建。哀宗即位（1224），进《无逸直解》、《贞观政要》、《申鉴》。天兴改元（1232），金廷危急，撰赦文大安人心。是年五月卒，终年七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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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元好问所撰碑铭，赵秉文生平著述甚丰，所著有《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资暇录》十五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生平文章人《滏水集》。【10】据《滏水集》卷十五所收诸“引”，赵氏还著有《法言微旨》、《笺太玄赞》、《中说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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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赵秉文著作的目录来看，他涉猎甚广，除了对《易》、《论语》、《孟子》、《中庸》等儒家传统经典有所研究，还对扬雄、王通之学下过功夫，此外对《庄子》、《列子》等道家文献也做过注释。但除了文集《滏水集》，其他著述多佚。《滏水集》是今人研究其思想的主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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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滏水集》的卷数，《四库全书》所收为二十卷，卷首杨云翼原序亦称二十卷，但为赵秉文作碑铭的元好问则称有三十卷：“生平文章号《滏水集》者，前后三十卷”，【11】“所著文章号《滏水集》者，前后三十卷”。【12】四库馆臣在为《滏水集》撰写提要时注意到这个问题：“史称秉文所著诗文三十卷，此本乃二十卷，与史互异。然篇目完具，不似有所佚脱。考《中州集》称秉文‘所著文章号《滏水集》者，前后三十卷’。”【13】《提要》作者采用刘祁《归潜志》的说法对此做了解释：“刘祁《归潜志》曰：‘赵闲闲本喜佛学，然方之屏山，顾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古之名，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首以中、和、诚诸说冠之，以拟退之《原道》。其为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诗句，另作一编，号《闲闲外集》，以书与少林寺长老英粹，使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则《滏水集》本二十卷，别有十卷为《外集》，本传合而计之，故为三十卷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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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说见《归潜志》卷九，包括三个要点，一是认为二十卷的《滏水集》是赵秉文将其有关佛老的文字删除后的结果；二是认为赵秉文这样做的原因是迫于外界压力以及为博得“扶教传古之名”；三是提出赵秉文将自己为佛老二家所作文及诗句另作一编号《闲闲外集》，使少林寺长老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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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祁的这些说法来看，《滏水集》的卷数问题与赵秉文的思想属性问题纠缠在一起。关于赵秉文的思想属性，现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刘祁这里所说的是其中一种，这种看法实际上是认为赵是阳儒阴释，此说对后世影响较大。《金史》赵秉文本传亦称其与佛禅有染：“然晚年颇以禅语自污，人亦以为秉文之恨云。”【15】全祖望对赵秉文的学术评价甚低：“垂晚始得滏水。予初读其论学诸篇，所得虽浅，然所趋向，盖因文见道者，其亦韩、欧之徒欤？及读其论米芾临终事而疑之，则仍然佞佛人也。”他基本接受了刘祁《归潜志》之说，“迨取《归潜志》考之，乃知滏水本学佛，而袭以儒，其视李屏山，特五十步百步之差耳。”【16】此外，如前揭，四库馆臣在为《滏水集》写提要时亦引了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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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看法则是将赵推为金季儒宗，此说由杨云翼【17】与元好问主之。杨云翼于金宣宗元光二年（1223）十一月为赵秉文《滏水集》作序，称赵为“斯文主盟”，认为“其学一归诸孔孟而异端不杂”：“学以儒为正，不纯乎儒，非学也。文以理为主，不根于理，非文也。自魏晋而下，为学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异端，不本于仁义之说而尚夸辞，君子病诸。今礼部赵公实为斯文主盟。近自择其所为文章，厘为二十卷，过以见示。予披而读之，粹然皆仁义之言也。盖其学一归诸孔孟而异端不杂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谓儒之正、理之主，尽在是矣。天下学者景附风靡，知所适从，虽有狂澜横流障而东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18】元好问为赵秉文作碑铭，在对辽宋至金几百年来文学废兴以及金朝开国以来名士做了一番考察后，对赵推崇备至，认为：“唐文三变至五季，衰陋极矣。由五季而为辽宋，由辽宋而为国朝，文之废兴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词赋，有明经。柳、穆、欧、苏诸人斩伐俗学，力半而功倍，起天圣迄元祐，而后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虚而无用者，又复见于宣、政之季矣。辽则以科举为儒学之极致，假贷剽剽剽窃，牵合补缀，视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败北之气，没世不复，亦无以议为也。国初，因辽宋之旧，以词赋、经义取士，预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传注则金陵之余波，声律则刘、郑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钓厚禄。至于经为通儒，文为名家，良未睱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于大学大丞相之世业，接见宇文济阳、吴深州之风流，唐宋文派乃得正传，然后诸儒得而和之。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杨礼部之美、王延州从之、李右司之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汩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一人。”【19】铭之曰：“道统中绝，力任权御。一判藩篱，倒置冠屦。公起河朔，天以经付。挺身颓波，为世砥柱”。【20】直将赵氏视为接续道统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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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文究竟是儒还是阳儒阴释，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对赵氏本人思想的定位，也影响到对整个金代儒学面貌的认识，值得认真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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