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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学史上，许衡还以其“治生论”闻名。许衡承续金末以来儒者对于南宋理学家空谈性命的批评，强调道不远人。站在这个立场，他将民生日用的“盐米细事”也视作道应当关注的内容。他说：“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之义，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义也，道也，只是一般。”【153】顺着这一思路，许衡提出“治生”之说也就非常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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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衡说：“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所致也。士子多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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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生”一语原出《史记·货殖列传》，意指从事“货殖”或“治产”等经营行为。不过，许衡这里所用“治生”一词，范围已较宽泛，并不只限于经营行为，也包括务农之类。从许衡这段话的前后意思来看，所谓“治生”，就是解决生计问题，义近于“谋生”或“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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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衡认为，学者首先应当解决谋生问题。他的理由是，如果生计发生问题，就会影响读书求学。他举例说，社会上那些四处钻营求官牟利的人，往往是因为缺少谋生的办法才会那样。虽然做官谋利者未必都是因为除此而外没有别的生活出路，但谋生乏术客观上的确促使一些操守不坚的人去用不正当手段营利，所以，许衡的这个观察也不能说完全不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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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在儒家历史上，一向有重义轻利的传统，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许衡大谈学者以治生为先务，这在正统儒者看来，未免于道不合，甚至有误人子弟之嫌。明代王阳明对许衡的治生说就明确加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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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上》简单记载了王阳明对治生说的评论：“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155】《传习录拾遗》第十四条则详细记载了王阳明与学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王阳明的学生黄直问：“许鲁斋言学者以治生为首务，先生以为误人，何也？岂士之贫，可坐守不经营耶？”王阳明回答说：“但言学者治生上尽有工夫则可，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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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意思并不是反对学者治生，而是反对学者像许衡教导的那样将治生作为首务，盖其认为，如此一来，将启学者营利之心。在王阳明眼里，学者的当务之急是讲学，不过，他所理解的讲学并不是整天钻研书本，而是不论从事何种职业都以成圣为追求，因此，他在原则上并不将做买卖者排斥在讲学之外，只要他们“调停得心体无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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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许衡并没有主张学者抛开道义而专以治生作为头等大事，他所说的学者以治生为先，是指学者应当先安排好自己的生计，安顿生计是读书求学的前提，而不是像王阳明理解的那样，学者以治生为首要任务。所以，从这一点上说，王阳明对他的批评有误会之处。在学以成圣这个目标上，许衡与王阳明并无二致，不过，在有关学以成圣的具体步骤上，比如，究竟是先安顿生计还是先讲学治心，他们确实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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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讲学是否需要某些基本的物质保障，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学者的不同回答，不仅仅与各自的学养境界有关，也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及个人生存境遇有关，它们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区别对错或分出高下。就许衡而言，必须看到，他的这一治生为先论的提出，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宋元鼎革，生活在蒙古人统治之下，儒士的命运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没有了以往那种稳定而繁盛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广泛而平等的入仕机会，很多只会读书求学的传统儒士陷入生计无着的窘境，谋生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他们面前。许衡提出治生之说，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应时代变迁的积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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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说不乏肯定。稍晚于王阳明的明代学者方弘静即说：“许鲁斋言‘学者以治生为先’，阳明非之，以为‘大误人’。余谓阳明误矣，圣人未尝教人不治生。”【157】清代学者钱大昕（1728—1804）引许衡之说，予以肯定，他的结论是：“与其不治生产而乞不义之财，毋宁求田问舍而却非礼之馈。”【158】至于清人沈垚（1798—1840），其议论更具同情之了解：“宋儒先生口不言利，而许鲁斋乃有治生之论。盖宋时不言治生，元时不可不言治生，论不同而意同”，“衣食足而后责以礼节，先王之教也。先办一饿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饿死二字如何可以责人？岂非宋儒之教高于先王而不本于人情乎？宋有祠禄可食，则有此过高之言。元无祠禄可食，则许鲁斋先生有治生为急之训。”【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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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衡不重视追求“性命之奥”，故其理学思想的深度有限。全祖望说：“文正兴绝学于北方，其功不可泯，而生平所造诣，则仅在善人有恒之间，读其集可见也。”【160】这个分析是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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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衡在理论上并无太大贡献，但在理学教育上却有很大成就。他长期主持国子学，门生弟子甚众，出将入相，其中自不乏理学名臣，姚燧与耶律有尚即其秀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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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燧（1238—1313），字端甫，学者称牧庵先生。时人柳贯曾评价说：“乃若先正许魏文正公之在吾元，实当世祖皇帝恢拓基图之始，倡道明宗，振起来学。一时及门之士，独称集贤大学士姚公燧为能式纂厥绪，以大其承”，“他日良史执笔以传儒林，则公在文正之门，岂直侪之游、夏而已也。”【161】这是说，姚燧在许衡门下最能光大其学。子游、子夏在孔门以文学称，姚燧在元代号称文章大匠：“为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春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162】但柳贯认为，姚燧在许门的地位非子游、子夏在孔门可比，这是因为，姚燧虽擅长为文，但对于理学也有很深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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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燧自幼而孤，由伯父姚枢抚养成人，十八岁从许衡问学。至元八年（1271）许衡为国子祭酒，召弟子十二人分置各斋斋长，燧为其一。姚燧的著作为《牧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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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燧对《易》情有独钟，认为《易》所讲的是天人合一之道。他发挥《易传》感通化育的思想，提出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甚至人能改造自然的观点：“天地氤氲，万物化醇；阴阳妙合，万物化生。天地固以和应矣，何应非感？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皇极茂建，两旸时若。圣人固以中感矣，何感而非应？应者非先，感者非后。天地、圣人，盖相为因成尔。”【163】“阴阳阖辟，我转其机；寒暑推迁，我总其运。”“吾之道无非天地之道，吾之宜无非天地之宜。”【164】姚燧用气化解释自然，用道化解释人事，道能主宰气，而圣人又能掌握道：“有道斯有气。道降而气，其在天地则为阴阳之运，其在圣人则为中节之和。气统于道，其在天地则为阴阳之粹，其在圣人则为未发之中。天地以气运，则有上下交通之妙，气即道之流行焉耳；圣人以道运，则有材成辅相之功，道即气之主宰焉耳。”【165】“大抵有气化之泰，有道化之泰。气化之泰，一天地之和也；道化之泰，一圣人之中也。若不相关也，而实相同；若不相与也，而实相为用”，“成气化之泰者在天地，而开道化之泰者在圣人。”【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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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有尚（1246—1320），字伯强，东平人。在许衡任京兆提学时，他就跋涉千里前来受学。许衡任国子祭酒设十二斋长，他亦在其中。许衡辞归，他任国子助教，最后又领学事，前后五居国学，教国子三十年，是许衡教育方针的忠实执行者，坚持以理学教学，史称“其立教以义理为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为先，而践履必端悫。凡文词之小技，缀缉雕刻，足以破裂圣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167】耶律有尚颇能维护师道尊严，“其教人也，师道尊崇，凛乎若不可犯，出言简而有法，庙堂论议、成均讲授，人皆耸听，恐不卒得闻。”【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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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章 刘因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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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因（1249—1293），字梦吉，保定容城（河北）人。因慕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说，名其斋为“静修”，后世遂以“静修先生”称之。虽然同为闻赵复之学而兴起者，但刘因的为学为人与许衡都有很大不同，全祖望即说：“静修先生亦出江汉之传，又别为一派。”【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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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因的著作主要有《四书集义精要》、《静修文集》。《四库全书》收有《静修集》二十五卷，《续集》三卷。刘因对经学颇有研究，但留下来的经学著作却只有《四书集义精要》这一部。该书是对朱熹有关四书诠释的精选。众所周知，朱熹对四书特别重视，临死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著作。《集注》之外，《语类》、《文集》也收录了大量有关四书的问答，这些问答与《集注》的说法不尽相同，朱熹生前来不及将它们订归于一。在他死后，卢孝孙取《语类》、《文集》所说，辑为《四书集义》，凡一百卷，数万言，读者颇病其繁冗。刘因于是择其指要，删其复杂，勒成此书，元至顺年间（1330—1333）曾由官方刊刻颁发全国学校。四库馆臣在为此书所撰的提要中说：“其书芟削浮词，标举要领，使朱子之说不惑于多歧，苏天爵以简严精当称之，良非虚美。盖因潜心义理，所得颇深，故去取分明，如别白黑，较徒博尊朱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矣。”【170】评价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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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因早年驰骋才情，吟诗作赋，中岁潜心性理之书，仍好以诗言志，观其《文集》，太半为诗。刘因的诗效法陶潜而神似之，集中和陶诗有数十首之多。刘因论诗，主张“魏晋而降，诗学日盛，曹、刘、陶、谢，其至者也”，“作诗者不能三百篇，则曹、刘、陶、谢；不能曹、刘、陶、谢，则李、杜、韩；不能李、杜、韩，则欧、苏、黄，而乃效晚唐之萎薾，学温李之温新，拟卢仝之怪诞，非所以为诗也。”【171】不同于一般的文人诗作，刘诗有着鲜明的道学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诗多为证道之作，诗中习用理学典故，如“伊川门外雪盈尺，茂叔窗前草不除”之类。【172】要了解刘因的理学思想，他的诗是值得参考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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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因与许衡并称元代北方两大儒，被认为是“元之所藉以立国者”。【173】虽然享年不永，所及不远，时人对刘因还是有很高的评价，欧阳玄为其作像赞曰：“微点之狂，而有沂上风雩之乐。资由之勇，而无北鄙鼓瑟之声。于裕皇之仁，而见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两生。乌乎！麒麟凤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鸣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者邪！”【174】赞词指出，刘因虽然连元世祖也不能招致，但其心却并非要做遗世独立的高人，从刘因积极从事经史研究这个情况来看，他有着周公、孔子那样崇高的文化理想。应当说，虽然有溢美之词，但欧阳玄对刘因的总体把握还是不错的。刘因在世时弟子不多，在他死后，安熙以私淑弟子自居，安熙又传苏天爵，刘因之学得以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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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贫识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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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因的先辈在金朝虽然没有做过公卿，但也算得上望族，经过元灭金的战乱，他的家道已经中落，他曾自叙家世说：“吾宗古清白，耕牧巨河曲。虽非公卿门，纡朱相接足。陵谷变浮云，家世如残局。”【175】刘因的父亲教导他本份做人，他也一直恪守父训，自食其力，不汲汲于治生，“举目遗安斋（自注：先考尝题所居斋“遗安”），先训炳如烛。区区寸草心，依然抱朝旭。”【176】他前后有过两次为官机会，一次是至元十九年（1282）被征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另一次是至元二十八年被召为集贤学士、嘉议大夫，但他却没有因此踏上仕途，前一次是因为母病而辞归，后一次则是有病不能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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