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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无观的这种特点相对应,吴澄在理气观上的特点是:在坚持理气不分先后的前提下讲“理在气先”,即:虽然也说“理在气先”,但同时又强调理气不相离。他认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老子之说,“老子谓有气之阴阳自无形之理而生,而不知理气之不可分先后。”【309】吴澄对老子有无理气观的批判直接承自宋儒。他引证说:“盖老、庄、列之意皆以为先有理而后有气,至宋朝二程、横渠出,力辟老氏自无而有之说为非,而曰:‘理气不可分先后。理是无形之物,若未有气,理在哪处顿放?’又曰:‘理与气,有则俱有,未尝相离。’非知道者,孰能识之!”【310】“今生于程张之后,而又循袭‘有理而后有气’之说,则是于本原处差了。可仔细取《近思录》、《程氏遗书》、《外书》、张子《正蒙》、朱子《语类》观之。四先生说得洞然明白,即与愚说无异。”【311】其实,二程与张载并没有明确提出过“理气不可分先后”之说,这是吴澄个人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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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因为看到“理在气中”、“理不离气”这样的说法,就断言吴澄已不再坚持朱熹理优先于气的立场。其实,如前所述,吴澄并没有放弃“理在气先”的立场,而“理气不分”的思想在朱熹那里也早已存在。只不过,吴澄已不再像朱熹那样明确强调“理与气决是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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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太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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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周敦颐、朱熹等人的开发,太极问题已成为理学的重要话头之一。在吴澄的时代,这一问题仍然受到广泛关注。吴澄晚年曾与人通信反复辩论无极太极问题,其文集收有与田泽辩论无极太极问题的书信三通,时间分别为七十八岁(元泰定帝泰定三年,1326)、七十九岁、八十岁(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此前,他还著有《无极太极说》一文。在这些论述中,吴澄重申了朱熹有关太极的看法,对宋儒的太极说进行了深入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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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吴澄注意到“太极”一词有不同用法,或“指道而言”,或“指阴阳未分时而言”:“大概古今言太极者有二,当分别而言,混同为一则不可也。《庄子》云‘在太极之先’,《汉志》云‘太极函三为一’,唐诗云‘太极生天地’。凡此数言,皆是指鸿蒙混沌、天地未分之时而言也。夫子言‘易有太极’,则是指道而言也,与庄子、汉唐诸儒所言太极字绝不相同。今儒往往合二者为一,所以不明。”【312】他自己倾向于以太极为道:“太极者,何也?曰:道也。”【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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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还从宋儒那里为自己的这种理解找到支持:“自宋伊洛以后,诸儒方说得‘太极’字是。邵子云:‘道为太极。’朱子《易本义》云:‘太极者,理也。’蔡氏《易解》云:‘太极者,至极之理也。’……澄之《无极太极说》曰:‘太极者,道也’,与夫子、邵子、朱子、蔡氏所说一同。”【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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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太极”指阴阳未分时而言(例如庄子及汉唐诸儒),此“是以天地未分以前混元之气为太极”。它实际上是“太一”,而不再是“太极”。盖吴澄认为:“混元未判之气,名为太一,而不名为太极”,“混元未判之气不名为太极,而所谓太极者是指道理而言。”【315】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太极”形上化了。不过,它并非吴澄的发明。在他之前,朱熹作《太极解义》,就明确地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纳入到“理”学的体系里来。本来,在周敦颐那里,“太极”基本上是被理解为混沌未分的元气。从程颐开始讲“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316】有意识地把“一阴一阳之谓道”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联系起来。朱熹继承了程颐的这一思想,以阴阳为气、太极为道,以此阐发他的理气哲学。因此,朱熹在讲到“分阴分阳”之“易”时,有时他不再说“太极”而是说“太一”。这显然是一个新的讲法。而吴澄则专门拈出朱熹此义加以发扬:“朱子《易赞》曰:‘太一肇判,阴降阳升’,不言‘太极’而言‘太一’,是朱子之有特见也。朱子《本义》解‘易有太极’云:‘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朱子只以阴阳之变解易字。”【317】实际上,朱熹此种用法甚少,吴澄提出此说,对朱学不无发明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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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太极理解为道,从《易传》本文看存在一定困难,“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是在不同语境中所说的两句话。对此,吴澄提出“假借为名”之说作为解释:“道而称之曰太极,何也?曰假借之辞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道者,天地万物之统会,至尊至贵,无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栋之名而称之曰极也。……道者,天地万物之极也,虽假借极之一字强为称号,而曾何以拟议其仿佛哉?故又尽其辞而曰太极者。盖曰此极乃甚大之极,非若一物一处之极。然彼一物一处之极,极之小者尔;此天地万物之极,极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极。”【318】朱熹曾就太极问题与人展开过多次辩论,双方各有胜负。吴澄提出假借之说,于前者不为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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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对无极的说明则一本朱熹,从“无极”乃强调无实物无方所这一点入手:“何以谓之无极?曰:道为天地万物之体而无体,谓之太极而非有一物在一处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无极。”【319】顺着这样的说法推下去,结论应该是“太极而无极”,然而,周敦颐的原话是“无极而太极”,顺序正好相反,这又如何解释?吴澄有如下说明:“无极而太极,何也?曰屋极、辰极、皇极、民极,四大之极,凡物之号为极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则有所谓极也。道也者,无形无象、无可执著,虽称曰极而无所谓极也;虽无所谓极而实为天地万物之极,故曰无极而太极。”【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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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熹到吴澄,其对“无极而太极”的解释思路,是合无极太极而为一,特别是要消解无极在太极之外别有一物的观念。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到朱熹等人这里已经变成“无极即太极”这样的命题。吴澄解释说:“朱子《语录》云:‘易之有太极,如木之有根,浮图之有顶。’然木之根、浮图之顶是有形之极,太极却是无形之极,无方所顿放,故周子曰‘无极而太极’。世儒读《太极图》,分无极太极为二,则周子之言有病。故朱子合无极太极为一,而曰:‘非太极之外别有无极也’,又曰‘无极即是太极’。”【321】这种讲法近于巧言设辩,原其用心,不过是要驱散弥漫在周敦颐“无极而太极”命题周围的“以无为本”的老庄气息。吴澄为周敦颐申辩说:“‘有生于无’是老氏异端之说,周子‘无极而太极’,即非言自无而有。”【322】此种辩护,朱熹开其先声:“然曰‘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则非无极之后别生太极,而太极之上先有无极也。又曰‘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则非太极之后别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极也。以至于成男成女化生万物,而无极之妙盖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图之纲领,大易之遗意,与老子所谓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以造化为真有始终者,正南北矣。”【323】吴澄肯定朱熹对周敦颐的辩护甚为得力:“朱、张二先生(按朱熹与张栻)皆云:‘非太极之上复有无极。’极力分解,惟恐人错认此一句与老氏同。卫道之力如此,可谓忠于周子也。”【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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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极太极之辩牵系儒道之辩的一些根本问题。吴澄之所以先要对“太极”用法予以甄别,不以阴阳未分之元气说太极,而专以太极为形上之道、至极之理,乃是因为此论实关联理气、有无诸论。首先,若以太极为阴阳未分,则与理气不相离的原理相冲突:“夫理与气之相合,亘古今永无分离之时。……言太极理气浑,是矣;又言未分,则不可。盖未分则是终有分之时,其实则理气岂有时而分也哉?”【325】如果把太极解释为混元混沌,那么就会使理气割裂,从而不得不分出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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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太极的不同定义将导致太极与无极、有与无等关系的不同定位。吴澄先假设“若以太极为一气未分之名,上头却可着无极两字”,然后予以否定:“然自无而有,非圣贤吾儒知道者之言,乃老庄之言道也。”【326】反过来,“若以太极为至极之理”,“则其上不容更着无极两字”。吴澄认为,朱熹关于太极之外非复有无极的说法,是对周敦颐观点的忠实解释:“故朱子为周子忠臣,而曰‘无极二字只是称赞太极之无可名状,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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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还引张栻的观点为援:“南轩《图解》之下文云:‘非太极之上复有所谓无极也。太极本无极,言其无声臭之可名也。’又云:‘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非无极之真为一物,与二五之精相合也。言未尝不存于其中也。’南轩此言即与朱子所言及老拙所言一同。”【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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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吴澄对无极的理解来看,也许更适合的命题是“无极即太极”或者“无极本太极”。按吴澄的理解,之所以加上“无极”一词仅仅是为了表示太极的无声无臭这一特征。然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无极就不是像太极那样的实质性概念,在他的哲学系统里,是太极而不是无极才是最高的范畴。对于吴澄的哲学逻辑而言,无极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吴澄又强调太极的形上性,以道为太极,从而区分子以元气为太极,后者在他看来是太一而不是太极。但是太极与太一是什么关系,他没有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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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是用“太极”这个词置换了周敦颐的“无极”,又用“太一”取代了周敦颐原来意义上的“太极”。如果太极被理解为元气,按照吴澄“必先有理而后有气”、“气生万物,理为主宰”的原则,那么,在这个太极之上还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理。把它们放在“无极而太极”的命题下考虑,则这个比“太极”更高的“理”当非“无极”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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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理是无极,这至少在字面上容易与以无为本的道家观点相混淆。《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29】又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330】如果这两句话可以互为解释,那么“道”也就是“无”,“一”也就是“有”。如果认为这里的“有”相当于“太极”,“无”相当于“无极”,那么“无极而太极”的命题就变成老子的“有生于无”。这种情况,身为儒者的吴澄当然是要尽量避免的。但是,如果老子的“道”指“太极”,“一”指“太一”,那么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模式就一样可以为儒家所利用。以“太极”取代原来的“无极”、以“太一”取代原来的“太极”,虽然太极仍然是无形之理、无声无臭,但在形式上已经是一个儒家色彩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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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置换也有它自身的问题。当吴澄极力说明“无极而太极”一语中的无极与太极其实是一物(即至极之理)时,他似乎没有考虑到:按照他先前对太极用法的归类,周敦颐的“太极”应当是指“太一”。换言之,吴澄对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的“太极”作出了两种解释:说到“无极而太极”时是指至极之理,而说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时是指混沌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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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上的混乱反映出吴澄在处理周敦颐太极说时的尴尬。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本为解《易》之作,从经典诠释学的要求来说,它对太极的解释不应违背《易传》的有关说法。事实上,周敦颐也继承了汉唐诸儒的解释传统,即以太极为混沌未分之元气。吴澄未必不清楚自己对《易传》太极说的理解与周敦颐并不一致,然而他又必须借助后者立说(就像以前朱熹对周敦颐所做的那样)。出于这种策略上的考虑,他当然不便公开指出周敦颐与《易传》相左。明白乎此,就不难理解吴澄在周敦颐的太极究竟何指的问题上保持沉默的奇怪态度——当吴澄总结“太极”古今两种用法时,罗列了数家之说,却偏偏没有提到周敦颐。明说周敦颐与《易传》对太极的用法不同固然不便,但这并不妨碍吴澄从某个侧面指出其间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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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与《太极图说》都描绘了一幅生成论图景,前者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后者则言“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这两种“生”的意义是否相同?吴澄认为,前者是说卦画,后者是说造化,具体而言,则是:“言卦画,则生者生在外,有两仪时未有四象,有四象时未有八卦,朱子谓‘生如母之生子,子在母外’是也。言造化,则生者只是具于其中,五行即是阴阳,故曰‘五行一阴阳’,言阴阳五行之非二,朱子所谓‘五殊二实无余欠也’。阴阳即是太极,故曰‘阴阳一太极’,言太极阴阳之非二,朱子所谓‘精粗本末无彼此也’。朱子又言:‘生阴生阳之生,犹曰为阴为阳云尔,非是生出在外。’惟朱子能晓得《太极图说》之‘生’字与《易·系》‘舜之生’字不同。”【331】又说:“两仪四象八卦,渐次生出者也,非同时而有。太极阴阳五行,同时而有者也,非渐次生出。一是言卦画,一是言造化,所以不同。”【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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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对“生”字意义的区分未免过于强调《太极图说》与《易传》的差异。事实上,周敦颐并非完全不用“两仪”的讲法,所谓“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即是。而另一方面,《易传》也不单是说卦画,“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中的“两仪”也就是阴阳,“是生两仪”也就是指太极生阴阳,“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可以说是讲卦画,太极生阴阳则不是。按照吴澄的解释,《易传》是讲卦画,其中的“生”字是指生出在外,也就是说《易传》的太极生阴阳(即“是生两仪”)是讲卦画,其中的“生”字是指生出在外;《太极图说》是讲造化,其中的“生”字是讲具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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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太极生阴阳,在吴澄的解释下,《易传》与《太极图说》具有两种意义。就后一种讲法而言,太极生阴阳以及阴阳生五行,是指阴阳五行非二、阴阳太极非二,亦即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如果把这里的太极理解为元气,那么,这种讲法是符合吴澄所说的气生万物的情况的。但是就前一种讲法而言,太极生阴阳类似于母生子,是生出于外,这里的太极显然不应作元气解(否则两种讲法就变成一种讲法了),而只能解作道或理,那么太极生阴阳就意味着:道或理生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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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理在气先的逻辑出发,也不是不能推出理能生气这样的命题,例如朱熹就曾说过:“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333】问题是,按照理气不相离的原则,理能生气,但理仍然具于气中,而不应当是气生出其外。事实上,朱熹在说“理生气”之后,紧接着又说:“阴阳既生,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334】可是,如果依吴澄以上的解释,《易传》的太极生阴阳是讲阴阳生出其外,亦即气生出于理之外,这是不符合吴澄自己所反复强调的“理气原不相离”的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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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对《易传》与《太极图说》的“生”字的区分,本是述朱熹之说。因此,吴澄在此问题上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继自朱熹。朱熹在多数情况下是坚持理生气而理复在气之内,但有时他也说“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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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图说》有关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的说法表明,在周敦颐看来,太极应该是有其动静的。自朱熹对《太极图说》的太极作出太极即理的解释,太极之动静就成为必须重新予以说明的问题:作为形而上之理的太极,究竟有没有类似于形而下之气的动静?如果有,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如果没有,又怎么解释“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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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既认为太极是所以动静之理,那么,如果说太极便是动静,显然不可,那在朱熹看来“则是形而上下者不分,而‘易有太极’之言亦赘矣”。【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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