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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末以来，朱熹之学大行，家藏其书，人诵其说，元时更勒为功令，可谓尊之之甚也。然吴澄以为，若读而不真知实行，徒剽掠四书五经之绪言以趋时干进而已：“朱子之学，宗程而祖孔，孔子之道皎如日月，人心所同得也。究其礼、践其事，以吾心之所同得契圣人之所先得，知必真知、行必实行，岂徒剽掠四书五经之绪言以趋时干进而已哉？”【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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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尊者何谓？吴澄尖锐地指出：“夫尊经云者，岂徒曰庋群书于高阁以为尊也哉！尊之一言何所本？始曾子尝言‘尊所闻’，子思尝言‘尊德性’。尊者，恭敬奉持不敢亵慢之谓。经之所言，皆吾德性内事，学者所闻，闻此而已。所闻于经之言，如覃怀许公所谓‘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而后谓之尊。读其言而不践其行，是侮圣人之言也，谓之尊经，可乎？”【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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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季以来，世有习儒业者，日讲夫四书五经之书，自高于记诵辞章之徒，然口说而已，真知实践则未，如此者，吴澄直斥其与剽窃训诂、涉猎文义无以异：“记诵以矜其瞻，辞章以炫其艳，末也。必也，处内处外而有孝慈恭逊廉耻忠信之行，明于人伦日用之著，通于天道物理之微，审于公私善利之几，存其仁义礼智之心，检其血气筋骸之身。其静也中，其动也和。周于国家天下之务，无施而不当。退则有志有守，进则有猷有为，庶乎其可也。若夫日讲圣师之书，而不真知不实践，于是数者无一焉，则亦剽窃训诂、涉猎文义而已尔，与彼记诵词章之末何以异？”【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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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吴澄来说，记诵辞章之学原与儒者之道不同，宜乎儒者不屑，最令人痛心者莫过于，一些自命为圣人之徒者其实则与记诵辞章无以异。朱学后劲如北溪陈淳诸人在性理的辨析方面较其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北溪字义》之类，训诂之精、讲说之密，几无余蕴，然于践履未免少欠。元初大儒如许衡、刘因，鉴于前史，吃紧为人，专意实行。吴澄由宋人元，家国之痛，身同感受，尤恨徒事讲说不事实行之学风。其解格物为实悟、诚意为实践，皆着重一“实”字，盖惟恐朱熹格物之学流于训诂讲说耳。明白乎此，方能理解何以吴澄遍注群经著述累累却反感于钻研文义之习。吴澄非欲废却读书讲学一节，而是要使学者了解，若读书不加实行，犹格物而不继之诚意，宜其愈求愈远，愈学愈罔。吴澄说：“今不就身上实学，却就文字上钻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学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睹其行程节次，即日雇船买马起程，两月之间可到燕京。则见宫阙是如何，街道是如何，风沙如何，习俗如何，并皆了然，不待问人。今不求到燕京，却但将曾到人所记录逐一去探究，参互比较，见他人所记录者有不同，愈添惑乱。盖不亲到其地，而但凭人之言，则愈求而愈不得其真矣。”【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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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燕京之风土民情，最佳之方式莫若亲至其地，而非研究他人记录。吴澄用这个比喻表达了与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相近的意思。书之所载，前圣往贤体道之言，犹曾到燕京者之记录，求道之人若不亲身实践，以为单靠读圣贤书即可成圣成贤，其荒谬犹如欲知燕京事者不亲至其地，而但凭人之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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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史”固然是程朱一系理学所重视之格物形式，但程朱从来都不曾说观圣人言语、揣摩测研经义就可以达到成圣的目的。吴澄发挥了朱熹《大学》有二关之说，主张读书当融会贯通以明吾心之理，既明吾心之理又当实用其力。如果说，读书而有所领悟，这基本上还是一种理智活动，那么，因所明之理而实用其力，则是一种成就自我的行为。格物必须继以诚意的思想再次表明，吴澄所理解的为学是一种知行综合的道德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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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五章 许谦与金华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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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地区的理学历来比较发达，早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吕祖谦就创立了“婺学”，又称金华学派。同时，朱熹亦曾到金华丽泽书院讲学，接引弟子。吕祖谦先殁，门生弟子往依于朱门。而朱门高弟黄榦在此讲学多年，一传于何基，再传于王柏，王柏又传金履祥，金履祥传许谦，递相授受，朱学不绝如缕。因何基居金华北山，他所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北山学派。为了与吕祖谦创立的金华学派相别，这一支朱学通常被称为金华朱学。金华朱学的鼎盛期是在金履祥和许谦从事学术活动的元初、中叶，而宋末的何基【450】、王柏【451】则是金华朱学的发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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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被称为“金华四先生”，他们传承的金华朱学一直延续到了明初，可谓影响深远。全祖望曾评论说，金华之学有三变，到许谦时“疑若稍浅，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远逊于金履祥，这是一变；到柳贯、黄溍这些人，“遂成文章之士”，这是再变；而到了宋濂那里，“渐流于佞佛者流”，这是三变。【452】究竟而言，柳贯、宋濂这些人以文章名世，是所谓“得朱子之文澜”者，【453】本不以理学为擅场。许谦是金华朱学最后的干城，他在学术上已经暴露出支离烦琐的倾向，正是这一倾向导致金华朱学最后丧失了继续发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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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金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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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履祥（1232—1303），字吉父，号次农，学者称仁山先生。“少而好学，有继世志，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无不博通。”【454】十九岁慕濂洛之学，二十三岁受业于王柏，并从登何基之门。自此，“讲贯益密，造诣益深”，【455】元军围攻襄樊，宋廷无计可施，他献从海道取燕、蓟之策，未被采纳，后成为元代发展海运的重要参考。入元后，以遗民自居，隐居教授，著述终身。著有《通鉴前编》、《大学章句疏义》、《论孟集注考证》、《尚书表注》以及《仁山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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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履祥治学的特点是“融会四书，贯穿六经”，门人许谦曾评论说：“其于学也，于书无所不读，而融会于四书，贯穿于六经，穷理尽性，诲人不倦，治身接物，盖无毫发之歉，可谓一世通儒。”【456】他对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用功很深，专门为之作疏。他的疏不是一味信从《集注》，而是有所质疑与补充，黄百家即评论说：“仁山有《论孟考证》，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其所以抵牾朱子者，非立异以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457】他还非常重视《尚书》，《尚书表注》以及以《尚书》为主要材料的《通鉴前编》就是他在《尚书》学方面的成果，他在王柏《书疑》的基础上进一步疑孔安国《尚书序》“为东汉传古文者托之”。【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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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学思想方面，金履祥继承了王柏重视阐发程朱“理一分殊”的特点，同时又有自己的若干发挥，如在《复其见天地之心讲义》中，他发挥了二程有关天地之心的思想：“夫所谓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道也。语其象，则复卦一爻是也。夫当穷冬之时，五阴在上，天地闭塞，寒气用事，风霜严凝，雨雪交作，万物肃杀之极，天地之间，若已绝无生息，而一阳之仁乃已潜回于地中。吁！此天地生生之所以化生万物之初乎？异时生气磅礴，品物流行，皆从此中出。”【459】他还指出“凡事莫不有复。如此宫既废而新，则为学校之复。纲常既晦而明，则为世道之复。国家既危而安，则为国势之复”。【460】这里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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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疏义》、《论孟考证》等著作中，他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有较为详尽的解释，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知而能之，知行合一”的命题：“（《集注》云：）效先觉之所为。（疏曰：）古人为学是先从事上学。所为先觉之所为，是其行事践履、文辞制度，凡诗书六艺之文，皆先觉之所为也。朱子于《或问》中论学分‘知’、‘能’二字，《集注》盖合言之。觉，知也；为，能也。明善，知也；复初，能也。其间语意并合二意，而‘效先觉之所为’一句尤明备。夫圣贤先觉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之者，必自其所为而效之。盖于其言行制作而体认之也。段内皆合知能意。”【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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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许 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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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谦（1270—1337），字益之，婺州金华人。自号白云山人，学者称白云先生。许谦生于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甫冠，父殁，由母氏教养。俄而宋亡，历经丧乱，艰难险阻，无不尝之，然刻苦自励，博及群书，“于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字学、音韵、医经、术数，靡不该贯。”“至于释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蕴。”【462】三十一岁，就学于金履祥，深受器重。许谦在履祥门下，“居数年，尽得其所传之奥，于书无不读，穷探圣微，虽残文羡语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则不敢强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463】后者病危时嘱他将《通鉴前编》次录成定本。许谦学成，中外列荐，皆不应，专事讲学，四方学者翕然从之，“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其“为学者师，垂四十年。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464】许谦教人，“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以为己为立心之要，以分辨义利为处事之制，至诚谆悉，内外殚尽。”【465】《行实》说他“制行甚严，而所以应世者，不胶于古，不流于俗，介而不矫，通而不随，身在草莱而心存当世，素志冲淡，以道自乐”。至元三年（1337）十月卒，年六十八。至正七年（1341），谥文懿。江浙行省请朝廷建四贤书院，得与何基、王柏、金履祥同列学宫。论者以之与元初理学宗师许衡并称南北二许。其著作主要有《读四书丛说》二十卷、《读书丛说》六卷、《诗集名物抄》八卷、《白云集》四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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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谦被认为是朱学正宗嫡传：“圣贤不作，师道久废，逮二程子起，而倡圣学以淑诸人。朱子又溯流穷源，折衷群言而统一。由是，师道大备。文定何公基既得文公朱子之传于其高弟文肃黄公榦，而文宪王公柏于文定则师友之。文安金公履祥又学于文宪，而及登文定之门者也。三先生婺人。学者推原统绪，必以三先生为朱子之传，适文懿许公出于三先生之乡，克任其承传之重。三先生之学，卒以大显于世。然则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复明，朱子之道至许公而益尊，文懿许公之功大矣。”【466】朱熹一传为黄榦，再传为何基，王柏与何基介于师友之间，金履祥学于王柏而登何基之门，实朱熹三传。许谦又从金履祥学，是为朱熹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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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谦往兰溪听金履祥讲学时，后者年已七旬。虽然相遇甚晚，但相得甚欢，时人谓“君上承渊源之懿，虽见仁山甚晚，而契谊最深”。【467】履祥授以理一分殊之旨：“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468】许谦于此奉信终身，尝与人书云：“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门，务为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小，延平皆不之许。既而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书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两言，固学者求道之纲领。然所谓致知，当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谓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于分之殊也。朱子所著书盖数十万言，巨细精粗，本末隐显，无所不备，方将句而诵，字而求，竭吾之力，惟恐其不至。然则，举大纲弃万目者，几何不为释氏之空谈也？近日学者盖不免此失矣，吾侪其可踵而为之乎？”【469】黄宗羲即此评论说：“‘理一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谓朱子也。是时朱子好为侗之言，故延平因病发药耳。当仁山白云之时，浙、河皆慈湖一派，求为本体，便为究竟，更不理会事物，不知本体未尝离物以为本体也，故仁山重举斯言以救时弊，此五世之血脉也。后之学者，昧却本体，而求之一事一物间，零星补凑，是谓无本之学，因药生病，又未尝不在斯言也。”【470】黄氏指出，“理一分殊”是从李侗到许谦五世相传之教，本为学者专求本体之病而发，但日久弊生，学之者竟至昧却本体，可谓因药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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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这一系朱学者莫不重视四书，对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都下过很深功夫。据吴师道言：“盖自北山取《语录》、《精义》以为发挥，与《章句集注》相发。鲁斋为标注点抹，提挈开示。仁山于《大学》有《疏义》、《指义》，《论》、《孟》有《考证》，《中庸》有标抹，又推所得于何、王者与其己意并载之。”【471】继金履祥之后，许谦对《集注》再行笺注，是为《读四书丛说》。盖许谦视四书为入道之门，而朱《注》又为四书必备，尝谓学者曰：“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以学圣人之事。圣贤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顾辞约意广，读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472】吴师道为《丛说》作序，推崇备至：“欲通四书之旨者，必读朱子之书；欲读朱子之书者，必由许君之说。兹非适道之津梁、示学者之标的欤！”【473】盖《丛说》于朱《注》，“奥者白之，约者畅之，要者提之，异者通之，画图以形其妙，析段以显其义。至于训诂名物之缺考证，补而未备者，又详著焉。”【474】但许谦并非一味盲从，他对朱《注》间亦有所讨论，书中不乏“异义微牾”之处，在这方面，他似乎继承了一些王柏疑经的精神。当然，许谦在本意上是为了完善朱《注》，他引用金履祥的话说：“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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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丛说》断语平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黄溍称其“敷绎义理，惟务平实”，【476】四库馆臣认为：“书中发挥义理皆言简意赅，或有难晓，则为图以明之，务使无所疑滞而后已。其于训诂名物亦颇考证，尤足补《章句集注》所未备，于朱子一家之学可谓有所发明矣。”【477】后人评价其“发明朱子之学，旁引曲证，不苟异，亦不苟同”。【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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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谦在名物训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诗集传名物抄》即是其证。此书于朱熹《诗集传》着重“正其音释，考其名物度数，以备先儒之未备，仍存其逸义，旁采远搜，而以己意终之”。【479】四库馆臣也给予较高评价：“是书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阙遗。”【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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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学上，许谦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主要继承了朱熹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