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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书修成，因内容多有缺略，成祖命重修，以姚广孝、刘季篪及解缙总负责。“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39】永乐五年书成。据《四库全书总目》，参与修永乐大典者共2169人，书共二万二千余卷。成祖赐名《永乐大典》，并亲为撰序。《永乐大典》是类书中最大者，价值极高，是中国图书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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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年（1404），宽假北方岁贡生员考试，下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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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近三四年间兵戈扰攘，诸生舍俎豆而事军旅，飞刍挽粟之劳，奔走流离之苦，岂暇于学。今考不中式者，可发回原学，补其废学年数，以俟再试。再试不中，如例处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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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问会试选士数额，成祖令准洪武时取中最多之数。此届会试共取中472名，并矜怜近年因兵革，影响士子习学备考，故令礼部出题更试下第举人，择文词优等者60人，皆命于国子监进学，俟后科再考。永乐三年，成祖谕礼部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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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育材以资任用，太祖高皇帝内设国子监，外设府州县学，选用师范教育俊秀，严立教法，丰廪蠲徭，期待甚至。建文以来，学校废弛，所司又不督励，虚靡廪禄。尔礼部宜申明旧规，俾师教无缺，士学有成，庶几国家得贤材之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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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四年，翰林侍读胡广对成祖说，“陛下待儒臣进退之际恩礼俱至，儒道光荣多矣。”成祖笑答：“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礼儒者？致远必重良马，粒食必重良农，亦各资其用耳。”【42】其尊崇儒学，以儒道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尽皆表出。从这些事上可以看出，在国家大事安定之后，成祖对文治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且兴学育才，崇儒礼士方面的措施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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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成祖将亡妻徐皇后所撰劝善书《内训》赐群臣，使作为女子典范教于家。此书分德性、修身、慎言、谨行、勤厉、警戒、节俭、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等二十篇。成祖以此书赐臣下，寓有以儒家之道为家范教子弟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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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祖亦特别注意以儒家之道教皇太子。永乐五年《永乐大典》修成后，成祖留心儒家治道，余暇常阅读历代儒家之书，并摘录其中关于治平者汇为一书，令翰林学士提出修改意见，俾作皇太子读书之教本，令知圣贤心法，治平之术。《太宗实录》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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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一书示翰林学士胡广等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唐虞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然卷帙浩繁，未易遽领其要。帝王之学，但得其要，笃信而力行之，足以为治。皇太子天下之本，于今正当进学之时，朕欲使知其要，庶几将来太平之望。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黄老、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广等遍览毕，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上曰：“然。”遂名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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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书印成，成祖亲自为序，遣人颁赐皇太子。这些都说明成祖非常重视从太子到大臣子弟儒学基础的教育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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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三部《大全》的颁布及其对科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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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祖崇儒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编撰和颁布。成祖二十一岁就藩，平生好武事，一生多经战阵，雄才大略。即帝位后亦留心文事，多有创制。编撰大型儒书，早在洪武年间即有动议。《明史·解缙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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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帝（指朱元璋）在大庖西室，谕缙：“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缙即日上封事万言，略曰：“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芜秽，略无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又今六经残缺，《礼记》出于汉儒，踳驳尤甚，宜及时删改。访求审乐之儒，大备百王之典，作乐书一经，以惠万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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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事初安，儒书的编撰、集成多在礼乐、制度方面。思想文化方面，大型工程之兴动尚无足够条件，而成祖时此条件已经成熟。成祖编修三部《大全》，一是为了科举考试有系统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二是为了改变元朝统治者重军事、政治不重文化的现象，三是为了将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统一到儒学上来，四是为了大兴文教，在靖难之后扫除诛杀方孝孺在知识分子心中留下的坏影响，显示自己以儒学治国，崇文德、屏申韩的政略，同时改变朱元璋用法太严，文化气氛过于畏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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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谕翰林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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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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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胡广等总其事，仿修《永乐大典》例，命荐举朝臣与外省教官有学问者参与纂修，并命开馆东华门外，光禄寺供馔。由此谕可知，三部《大全》原拟撰二书：《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太宗实录》卷一六八，永乐十三年九月条下也记载：“己酉，《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书成。”【46】可能因“五经”、“四书”卷帙浩繁，尤其“五经”，士子难于遍学，一般人主一经，两书合在一起篇幅太大。也可能因为科举考试中“四书”、“五经”单独出题，分开便于诵习和检阅。而更有可能的是，“四书”在明代地位空前提高，反在“五经”之上，需要单独成编。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31）十一月颁布的科举条制看，蒙古人、色目人，第一场考经问五条，题目从“四书”中出，答题参照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第二场考策一道，以时务出题，不考“五经”。汉人、南人，第一场考明经、经疑二问，“四书”内出题，答题参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除此以外，还要考经义一道。答题之参照，《诗》主朱熹《诗集传》，《书》主蔡沈《传》，《易》主程颐《程氏易传》和朱熹《周易本义》。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蒙古人、色目人只考“四书”，不考“五经”，愿考者如考中，加一等授官。汉人、南人二者皆考。这说明，蒙古人、色目人比汉人、南人考题简单，适应其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现状，突出对其种族上的优待。同时说明，在元朝人看来，“四书”的内容可涵盖“五经”，“四书”在重要性上比“五经”要高。因“四书”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所以朱熹的地位要高于其他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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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这种情况不仅延续下来，而且还进一步发展。洪武十七年（1384）颁科举定式，乡试、会试皆各三场。三场以后成为定制，但“四书”的分量逐渐加重，经的分量逐渐减轻。出题主要在四书内，射策取科的士子也多在四书上用功，五经成了虚应故事。既不能遍通五经，专攻之一经也逐渐空疏。顾炎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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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重轻，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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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代注重理学，经学因此废坠的主要原因。而朱熹的地位因科举之故，遂如日中天，确然而不可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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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祖于三部大全寄望甚重，谕编纂儒臣“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但实仓促成书。下敕谕编书在永乐十二年十一月，书成上稿呈览在永乐十三年九月，实际编书日不足十个月，中间成祖曾下诏催促，并增拨人手。编纂者不得不由缓变促，书的内容不得不大量采辑前人成书而稍事补缀。【48】此点甚遭后人诟病。顾炎武至以为“上下相蒙，以饕禄利”之举，批评甚为痛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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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废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诓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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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稿成后成祖“览而嘉之”，赐名《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并为之作序，命礼部刊印，赐六部、两京国子监及天下郡县学。【50】这篇序十分重要，虽极有可能出于侍从之手，但传达的是成祖编纂此书的设想与意图。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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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惟昔者，圣王继天立极，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相传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为治也。下及秦汉以来，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纯，所以天下卒无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泽，可胜叹哉！……朕缵成皇考太祖高皇帝鸿业，即位以来，孽孽图治。惟虑任君师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于道。所谓道者，人伦日用之理，初非有待于外也。厥初圣人未生，道在天地；圣人既生，道在圣人；圣人已往，道在六经。六经者，圣人为治之迹也。六经之道明，则天地圣人之心可见，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经之道不明，则人心之术不正，而邪说暴行侵寻蠹害。欲求善治，乌可得乎？朕为此惧，乃者命编修《五经》、《四书》，集诸家传注而为《大全》，以颁布天下。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异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雍之治，将必有赖于斯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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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序表达了成祖治理国家的基本思路，这就是崇用儒家之道。雍熙之世是因为儒家圣人以道治国，后世之乱象是因为背离了儒家之道。儒家的道即天地万物之理，是一切事物产生和存在的法则。儒家之道集中地表现在四书五经中，诸儒的传注，是发明、羽翼四书五经的。修纂三部《大全》，从大处说，是为了探寻圣贤之蕴奥，树立诚身立本，以儒学作为治平基础的宏规。从近处说，是为了显示追踪太祖，宣扬文治，成就一代英主的意向。成祖借修《永乐大典》、颁布仁孝皇后的《内训》、亲自撰辑教皇太子以儒家之道的《圣学心法》，及编纂三部《大全》，明白地将自己以儒家治国的理想诏示天下，并希图以此改变自己诛方孝孺十族，肆力捕杀建文旧臣的凶残、鸷桀面目，给天下以文治明君、雄才圣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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