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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诛杀方孝孺事件对明代士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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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所做的一件对永乐以后各朝士人影响极大的事是诛杀方孝孺和禁绝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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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是明初著名学者，少时从宋濂学，后被推荐为汉中府学教授，深得蜀献王信任，受聘为世子之师，优礼异于常人。建文帝即位后召为翰林侍讲，咨以国政，诏敕多出其手，颇见亲信。“靖难”之役发生后，姚广孝曾向成祖请求：“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52】成祖首肯。燕兵下南京，建文帝自焚死。成祖命方孝孺草登基诏书，遭到拒绝，被成祖磔于市。关于此事之细节，《明史》记载甚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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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勿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孰不我尤。”时年四十有六。【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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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孺弟与孝孺同就戮，孝孺妻及二子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诛九族，死者共八百七十余人。永乐间，藏孝孺书者罪至死。建文诸臣自杀被杀的，著名者尚有练安、黄观、铁玹、张、陈迪、茅大方、周以德、王叔英、高巍、曾凤韶等数十人。【54】此事对有明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了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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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响首先在于，激起知识分子对于死节后果的议论并因而影响其出处大节。方孝孺未被戮时，已有清望。其师宋濂至有“如以近代言之，欧阳少勖、苏长公辈姑置勿论，自余诸子，与之角逐于文艺之场，不识孰为后孰为先也”【55】之誉。当时人皆以方孝孺为天下士林领袖，其一身进退所关士论非轻。其友人，也是同死于壬午之难的王叔英曾说：“执事之身，系天下之望，士之进退，天下之幸与不幸欤！侧闻被招，计此时必已到京，获膺大任矣，兹实天下之大幸也。”【56】及成祖渡江，“靖难”功成，孝孺被难，同僚原约与孝孺同殉难者，此时多投靠新主。在生死关头，对故主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无法掩盖地大白于世。以道自任，以诛十族惊天下的方孝孺向世人宣示了真正的读书种子所应有的道义担当，同时也反衬出争事新主诸臣风节上的缺陷。如郎瑛《七修类稿》中有《名人更无耻》一条，其中即议论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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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在燕京时，欲为黄冠去国，南官王绩翁欲合谢昌元等十人请保释之。世祖亦有然意。留梦炎曰：“不可，天祥倘出，复召号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遂寝其事。我文祖渡江靖难之时，廷臣胡广、金幼孜、胡俨、解缙、杨士奇、衡府纪善周是修同约死节。明日，惟是修诣国子监尊经阁下缢焉。他日士奇为之作传，与其子曰：“向使同尊翁死，此传何人作也？”呜呼！众固可责矣，若留、杨数言，尤为无耻之甚。读书明大义，至此尚尔云云，天理人心安在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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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是明代前期名臣，世人犹且不能曲掩其失节，一般士人之言行，则更不易掩饰。方孝孺作为知识人忠愤被难的典型，自然激起人们对立身大节的思考。如成祖的儿子明仁宗即位后即下诏：“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58】并下令赦免建文死难诸臣的罪名，给予田土，谪戍者放还，其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59】其后清乾隆帝甚至下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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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复念建文革除之际，其臣之仗节死难者，史册所载甚多。当时永乐位本藩臣，乃犯顺称兵，阴谋夺国，诸人自当义不戴天。虽齐泰、黄子澄等轻率寡谋，方孝孺识见迂阔，未足辅助少主。然迹其尊主锄强之心，实堪共谅。及大势已去，犹且募旅图存，抗词抵斥。虽殒身湛族，百折不回，洵为无惭名教者。【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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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谓方孝孺迂阔，不足以存建文、御成祖，但对其忠义与风节，却大力崇奖。也有人虽对他本人不失臣节的精神和做法持赞扬态度，但认为以一身而灭十族，则失于愤激，如王廷相说：“方逊学忠之过者欤！要亦自激之甚致之。忘身殉国一也，从容就死，不其善耶？激而至于覆宗，义固得矣，如仁孝何哉！轻重失宜，圣人岂为之？文山国亡被执，数年而后就死，人庶非之哉！”【61】清初方苞也说：“若正学方公之事，吾惑焉。国破君亡，缩剑自裁以无辱，可也。即不幸为逻者得，闭口绝肮，不食而死，可也。何故呫呫于口舌之间，以致沈先人之宗，而枉及十族哉！”【62】后世文天祥、方孝孺成了死节的象征。知识人赴死，多有至文天祥、方孝孺祠哭拜诀别，然后就死者。如南明吴嘉胤，《明史》本传：“嘉胤字绳如，松江华亭人。由乡举历官户部主事。奉使出都，闻变，还谒方孝孺祠，投缳死。”【63】影响所及，明清两代吟咏方孝孺的诗篇甚多，仅《缑城正气集》所收就有四百多首，迹遍故里宁海、台州及游处之地成都、汉中、济宁、华亭、南京、北京等。国子祭酒如谢铎，尚书如顾璘，大学士如叶向高、孙承宗，名士如陈子龙、汤显祖，学问家如杨慎等皆同心敬佩，哀悼切至。【64】由于各界人士的推阐激扬，方孝孺义声震天，对天下士子产生了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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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影响所及，最初是浙东人。清人沈佳在其《明儒言行录》中说：“孝孺死，浙东之仕于朝者，以身殉建文君独多于天下，故夫行有劝而德有风。”【65】同时，方孝孺的弟子多浙东人，因属方孝孺门生而被诛者，亦有多人。遂以宁海为中心，形成一种赣直不曲之风。作诗赋吟咏方孝孺，到他的遗迹前致敬行礼，几乎成了莅任台州、宁海州县官和学官的成例。现在遗存下来的关于方孝孺的匾额，多为历届浙江学政、台州知府、宁海知县所题，对士风民风自有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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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殉难对有明一代影响最大的，是明遗民。刘宗周评论方孝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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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而时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也。考先生当时已称程朱复出，后之人反以一死抹过先生一生苦心，谓节义与理学是两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与扬雄、吴草庐论次并称。于是成仁取义之训为世大禁，而乱臣贼子将接踵于天下矣。悲夫！……惟先生平日学问，断断乎臣尽忠、子尽孝，一本于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趋之至数十年之久，几于风移世变。一日乃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盖至诚形著，动变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几及也。【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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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指斥分节义与理学为两事，故批评才名素著但剧秦美新的扬雄、失身仕元的吴澄。他认为节义出自讲学，成仁取义乃心中至诚自然发出的行为。观刘宗周一生，倡导讲学，倡导风节，最终绝食殉明，可以说实践了自己的人格诺言。而处在朝纲紊乱的晚明，以血肉之躯与阉党争；清兵入关，以文弱书生倡义东南；明亡之后，隐居不仕者，皆讲学之士。其节义应该说有方孝孺的影响。如诗列岭南三大家的明遗民屈大均曾谒方孝孺墓，留诗曰：“宗臣遗像在，对越孝陵云。周孔难为国，姬公竟负君。龙蛇迷旷野，日月在孤坟。莫问三杨事，忠良道各分。”【67】陈子龙亦在抗清兵败过宁海时吊方孝孺祠，有诗曰：“飞龙北极下天门，叩马西山大义存。血泪长干无草木，画图缑里见蘩。令威已返辽东羽，望帝谁归属国魂。千古君臣终不改，莫将兴废问乾坤。”【68】方以智在明亡后流亡途中谒方孝孺墓，对“三杨”表示轻蔑，对福王政权下南京的偏安一隅、歌舞升平的局面表示愤慨：“松荫遗像泪纵横，日对钟山晓雾平。九族可怜忘姓字，三杨终不是功名。遥看江上烽烟色，应压亭旁歌舞声。此地竟无能拜者，六朝风俗坏书生。”【69】此诸人皆在外敌入侵，宗社丘墟，壮志未已，漂泊无依之时谒方孝孺墓，寄托故国之思，坚定不与外族统治者合作的决心。方孝孺的忠贞精神对明遗民的影响可见一斑。黄宗羲也对方孝孺十分景仰，说：“先生直以圣贤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关怀。……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并引蔡清对方孝孺的赞语评案说：“如逊志者，盖千载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终祐之，使斯人得竟为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也。”【70】有学者认为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制的理论，直承方孝孺而来。【71】顾炎武也认为，洪武、永乐的文化措施引发了中国后期社会的转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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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尝谓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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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孝孺事件于明代士风的影响，也给了中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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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明代前期，特别是洪武和永乐两朝的儒学政策，可知有明一代延续宋元以来以儒学为思想基础的文化格局而又有所加深，儒学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既深且广，特别是通过科举的推动，其深入人心的程度，为历代所不及。研究明代思想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不顾及儒家影响这个事实。虽然统治者有时为了政治上的安定，思想上的统一，也有诛杀儒生、残破儒书之事，但总的说，是个例的，比较少的。明代在文化学术上的大制作，皆与儒学有关。儒学在明代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制度、安定社会、缓和矛盾、传承文化学术的作用。明代初年的文化政策，为终明之世各朝所遵行，从国家典章制度、思想理论、文学艺术到平民的一般行为规范、信仰、道德，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这是明代思想学术最重要的特点。明代各个时期的学术面貌、各个思想家的理论与实践，都离不开儒学这个大背景的影响。这些方面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逐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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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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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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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元璋：《皇明祖训·祖训首章》，载《四库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5年，第264册，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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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刘基：《诚意伯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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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三，《重惩贪吏》，中华书局，1984年，第7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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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八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7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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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太祖实录》卷五十二，见《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武汉出版社，1992年，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