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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不仅批评教禅互相攻击，而且批评教内、禅内各派互相攻击，如禅之达磨与胜多之争，南能北秀顿渐之争，慧能门下道一、神会之争等。教内则慈恩、天台、贤首教判之争。一部佛教史，其争不可胜数。以上各自立宗，互相竞争犹可说也，如律宗同以南山为宗，以四分律为学，允堪律师之《会正记》与元照律师之《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宗旨殊别。知礼与孤山智圆同祖天台，同学止观，又存山家山外之争。同室操戈，疑谤纷然。宋濂以会通禅教、教内各宗、宗内各派的立场，认为各派应抛弃异见，会通为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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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毗卢华藏圆满广大，遍河沙界，无欠无余，非相而相，非缘而缘，非同而同，非别而别。苟涉思维，即非圣谛，又何在分教与禅之异哉！又何在互相盾矛、业擅专门哉？又何在操戈相攻，遽背其师说哉！虽然，适长安南北异途，东西殊辙，及其所至，未尝不同，要在善学者慎夫所趋而已。【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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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禅教互补之意：“然以密意言之，依性说相，非息妄修心者乎？破相显性，非泯绝无寄者乎？以显示言之，真心即性，非显明心性者乎？辙虽曰稍殊，究其归极，则一而已。奈何后世歧而二之？”【52】宋濂以上会通儒佛、会通教禅、会通禅教内各派的思想，是明代初年国家经过长期战乱之后重新达到统一在思想界的反映。这一点不仅与朱元璋认为佛教“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53】的看法一致，也是明代僧俗各派主张三教会通的先声，对以后思想界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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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精心研究内典，与僧人往还，这对他的精神境界乃至文字助益甚大。与名僧交往，读内典以为文字之助，古来儒家士大夫视为雅事，如陶渊明之于慧远，韩愈之于大颠，柳宗元之于浩初，欧阳修之于居讷，周敦颐之于常总，程颐之于灵源，朱熹之于大慧宗杲等。金华学派中人也广结方外友，如宋濂的老师黄溍与元代金华著名文人赵孟、周仁荣、李孝光、张天雨等皆同名僧善继游，互相唱和。【54】宋濂深入释典，见解、心地皆达甚高境界。他对于佛教基本精神的理解，全在“月印万川，万一互涵”一门，而此“一”之境界，即佛之境界。他在《重刻〈护法论〉题词》中描述此境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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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无形段，冲淡而静，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终，入焉而不知其所穷。与物无际，圆妙而通。当是时，无生佛之名，无自他之相，种种含摄，种种无碍，尚何一法之可言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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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迷悟，全在能否体认此圆明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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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圣全体皆真，不失其圆明之性，如月在寒潭，无纤毫障翳，清光烨如也。凡夫为结习所使，业识所缚，而唯迷暗是趋，如月在浊水，固已昏冥无见，加以狞飚四兴，翻波鼓浪，鱼龙出没，变换恍惚，欲求一隙之明，有不可得矣。【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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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还认为，佛乘经教不仅能澄清人之杂虑，空明人之胸襟，而且能使文字脱俗，情调洒落。他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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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儒典则探义理之精奥，慕真乘则荡名相之粗迹，二者得兼，则空有相资，真俗并用，庶几周流而无滞者也。……予儒家之流也，四库书册，粗尝校阅；三藏玄文，颇亦玩索。负夸多斗靡之病，无抽关启钥之要。近惟默坐存诚，屏斥而销之。于是天光骏发，灵景自融，方知仪曹之云“为渐门者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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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仪曹之云”，指柳宗元“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人知向方”之说。并指出，由于柳宗元的挹扬，僧浩初的文字始在士大夫中驰名。由于欧阳修的表彰，僧秘演的文名才能流传。二公的文字，由于与僧人交往而越发清脱。名僧名士，互为激扬，为一代文明之盛的表现，也是儒释道互补的重要方面。宋濂在本篇中盛赞修习佛法对文字修养的作用。他的文字精妙绝伦，实有得于修习佛教。这一点他的方外友来复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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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我皇明混一海宇，文运肇兴，光岳之气，弥纶盛大，凡其所制作，振耀前古。然于其间操觚执翰，焕焉独当于文衡者，则景濂其人也。公金华大族，生质粹美，博通经史百家，至于释老之书，无不研味而探赜焉。故其发为文辞，雄深俊洁，义理精到，读之如雷腾大谷，蛟起长川，电激云奔，涛澜震涌，千态万状，莫可得而端倪也。虽然，特见诸文辞之雄者尔。乃清心寡欲，处荣不矜，履道超然，夷险一致，则又有高世绝尘之风。【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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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宋濂修建的“学士亭”所作的记文中，此意说得更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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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谓士君子聪敏才智，学而知道，皆由佛法之力而致然也。盖般若妙慧，寂照灵明，振天地而独存，亘古今而不昧。凡生生之众无不圆具，其于语默、动静、出处、设施，悉皆有以资之而植立焉。……今太史宋公学周程之学者，文足以贯道，才足以用世，智足以周身。治生之暇，乐与吾徒游，隽永禅说，竟日忘倦，是能不异其教而同其道，不外其迹而内其心，非独知人而又知言者矣。【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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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虽出于僧人之口，但考诸宋濂的思想与文字，确属真实不诬。宋濂之文确实有得于学佛。此点对于宋濂这样一个以一代文献自命的人，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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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以上关于佛教的各种主张，在他为佛寺、高僧、释典所作的碑铭、志状、序跋中所说甚多，对他的众多弟子乃至僧俗两界发生了广泛影响，为中原文献之学在金华的传承增加了新的内容。这是适合元末明初以来人心思定，社会重新走向一统的要求，而在思想界开出的新风气。同时也是自中唐以来，三教合一思潮经过元末的战乱在明初的新表现。这一表现经过宋濂等人的提倡至晚明的四大高僧达到高潮。而宋濂以“开国文臣之首”“操当时文衡”的地位，为这一思想界的大趋势、大活动奠定了局面，开创了规模，树立了典范，进而影响了整个思想文化界。这一点是他能成为明初思想大家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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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方孝孺对金华文献之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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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是明代初年著名学者，他思欲肃清元朝的异族文化遗留，为明朝建立儒学规模。他在乃师宋濂的基础上，将经学推之于文章之学与治国之术，使金华文献之学与朱子学的结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身处明朝已定鼎南京，社会相对稳定，士人欲入世致官，以所学实现理想抱负的时代，故锐身承当治平重任，宣扬儒家经学，激烈排击佛道。方孝孺的学术，鲜明地体现出明初儒学的整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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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宁海人。其父坐“空印”事，死于洪武九年（1376）。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以荐得朱元璋召见，任汉中府学教授，甚得蜀献王器重，聘为世子师。建文朝，任翰林侍讲学士，于国政多所建议。燕王“靖难”兵起，建文帝遣师讨伐，诏檄多出方孝孺之手。燕王下南京，建文帝自焚死，方孝孺因拒绝为燕王草登极诏书，并骂燕王篡弑，被磔死，兼诛十族，著作也被禁毁，今存者惟《逊志斋集》二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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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从学宋濂时已出诸人之上，学行甚得宋濂赞赏，目之为当世奇才。宋濂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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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理学渊源之统，人物绝续之纪，盛衰几微之载，名物度数之变，无不肆言之。离析于一丝，而会归于大通。生精敏绝伦，每粗发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极。本末兼举，细大弗遗。见于论著，文义森蔚，千变万态，不主故常，而辞意濯然常新，滚滚滔滔，未始有竭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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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以欧阳修、苏轼之亚视之，誉为“百鸟中之孤凤”，【61】所期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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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针对元季以来儒学衰微，士人遭逢乱世，不安于学，进入明朝后天下初定，亟须务学以应时需的状况，特倡“务学”一门。他在为宗族定的“宗仪九首”中首立尊祖、睦族，下来即继之以务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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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君子之先务也。学，将以学为人也，将以学事人也，将以学治人也。将以矫偏邪而复于正也。……夫学，非为华宠名誉爵禄也，复其性，尽人之道焉耳。【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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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立身行己，处世为人，治国安邦之学。以上内容有为学步骤、功用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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