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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说存于《易》、《诗》、《书》、三《礼》，其理具于心，其事始乎穷理，终乎知天。其业始于修己，终于治人。其功用至于均节运化，涵育万物。大得之而圣，深造之而贤，勉修之而为君子。【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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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将此内容作为方氏宗族世代相传之学规，而且在为蜀献王世子师之时，将它概括为九箴之一的“正学”，以教世子。【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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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对儒家立身、经世、治人之学提撕甚至，时时勉励自己从事于斯，由此对佛道二教持排斥态度。这一点不同于乃师宋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世之好佛者，吾举不知其心之所存。使弃儒从佛，果能成佛，犹不免于惑妄畔教之罪。况学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尝有一人知其所谓道者邪。”【65】方孝孺对佛教的贬斥，是从儒家伦理出发，认为佛教无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节；佛书中所说的道理，所记的故事，即使对儒家有用，也不过是重复儒家的格言训诫。欲以佛家学说治心缮性，又不若儒家之道切近平实，有序可循。所以，向慕佛不如向慕儒，因为儒家之道是一种全面深刻的学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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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儒者之道，内有父子君臣、亲亲长长之懿，外有诗书礼乐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无待于外。近之于复性正心，广之于格物穷理，以至于推道之原而至于命，循物之则而达诸天。其事要而不烦，其说实而不诬。君子由之，则至于圣贤；众人学之，则至于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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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认为，信佛者往往是人到暮年，世事蹇涩，虑来日之无多，悼往事之可悔，而又体衰气软，听佛氏空寂之说而有当于心。如果儒家之说惬于心，亦可以忘却穷通得丧，亦可以外形骸、轻物累，不必借助于佛教。他表明自己的态度：“每见流于异端者，辄与之辩。非好辩也，悯夫人之陷，而欲拯之于平安之途。诚不自知其过虑也，以故为佛氏者，多不相悦。”【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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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不为学佛者所喜，这一点不同于宋濂。宋濂方外之友甚多，甚至有在他致仕后建亭阁以供休憩读书之所者。方孝孺与宋濂对佛教的不同态度，除了时代机运，个人性情上的不同之外，二人的不同经历所造成的对儒家之道的不同理解也是重要因素。方孝孺父祖三代皆为儒士，父亲方克勤尤为一时名儒。宋濂的记述说他：“五岁知读书，自辨章句。十岁暗记五经，诸老先生啧啧爱赏，目为神童。年垂弱冠，遍穷濂洛关闽遗书，及寻乡先达授受原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穷研探索，寝食为之几废。因喟然叹曰：为学必合天人而后可，舍是非学也。”【68】方孝孺在此家风熏陶下，汲汲愿仕，喜论儒家修身治平之术，平生以此为学，不稍旁鹜。宋濂虽也出于儒学之家，但其父文昭乃恬退之人，韬默乡里，以处士自奉。宋濂处元末时，隐居读书，与之往还者多有僧道。其文因学佛而增色，其性情又飘逸自然，故其儒学中容纳了相当多的释道成分。方孝孺与宋濂的不同，反映出金华文献之学在内容上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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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笃于儒学，在他这里“儒”之一字所关甚大，儒之含义包罗至广，他尝说：“儒者之道，大之无不该，细之无所遗，近不以为易而不举，远不以为迂而不为。固无有不达乎事务而可以为儒者也。”【69】儒者乃是理想人格的代名词，不仅讲明道德，人格卓异，而且有事功之才。他所谓儒者的代表是“三贤五友”。三贤者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五友是诸葛亮、陆贽、范仲淹、韩琦、司马光。三贤以文辞胜，五友以事功胜。伟于文辞者，必气充道明之士；杰于事功者，必忧世有为之士。他在《三贤赞》的序文中道出了这种人格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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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之道，以养气为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气不充也。气不充则言不章，言不章则道不明。予窃有意于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杰而与之游。求于往昔，得三人焉。三人皆气豪辞雄，有振衰立懦之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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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三贤五友的赞词，虽各表其卓异之处，但其总的特点则有如上言，皆气充道明，有为乎天下之士。在他看来，真正的儒者，皆有文辞、有事功的豪杰。虽各人有所偏胜，但必有此二者。他甚至认为，从大的背景，从总的气运论，儒者是一国之所以立、一代之所以兴的根本所在。儒者之气、儒者之学是造起事功的最后原因，所以他批评那些浅视的、短视的功利主义者：“世之趋近功者，恒谓儒者不足为时重轻，此非知本之论。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艺者，犹手足耳目然，而贤者则元气也。人见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视听，而不知皆本于元气，不亦惑哉！”【71】这里方孝孺所谓贤者，皆造道有文，事功卓著之人，其中少有理学家，虽然方孝孺有许多赞颂朱子的话。这是金华文献之学在方孝孺这里表现出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可以折射出明初儒学的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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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以明代初年金华之学的传人自许，而金华之学的特点，在于将中原文献之学与朱子学结合起来，并体现为文章之学，讲究文以载道。方孝孺追溯金华之学的传承及其特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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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以道术之分九流，儒者实礼乐之宗主。浙水之东七郡，金华乃文献之渊林。在天躔为婺女之墟，于坟籍资贤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吕东莱，继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真知实践，而承正学之传，复生胡（翰）、柳（贯）、黄（溍）、吴（莱），伟论雄辞，以鸣当代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邹鲁之风，天实启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创业垂统之初载，得华川、潜溪之两公。【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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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川、潜溪即王祎与宋濂，按朱元璋的评价：学问之博，王祎不如宋濂；才思之雄，宋濂不如王祎，但皆明初文臣之长。方孝孺师事宋濂，虽不如宋濂之涵容宽大，但刚方劲直，勇于造道的豪雄之气则过之。黄百家在《宋元学案》宋濂传赞的案语中曾说：“金华之学，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73】方孝孺要接续金华文献之学，彰显朱子之道，努力纠正的即此“文显道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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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的理想是承续儒家之道，不喜人视自己仅为一文人，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亟辩白自己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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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角辄自誓惩，以为虽不易至孔子之堂奥，而颜孟之事皆在所愿学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庐，乌有不至哉。复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识古人文字，故时习章句，凡有所感触，亦间发之。其意在明斯道，非为文也。而吾子猥誉其文为可观，此仆之所以深惧而不敢居者也。【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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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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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以载道，仆岂谓能之。仆所病者，秦汉以下斯道不明，为士者以文为业，能操笔书尺纸鸣一时辄自负，以为圣人之学止此。文与道判裂不相属如此，何以谓文！仆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为文，而反招俗之陋也。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焰纾，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见也。故有道者之文，不加斧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气平以直，其陈理明而不繁，其决辞肆而不流，简而不遗。岂窃古句探陈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谓之载道可也；若不至于是，特小艺耳，何足以为文。【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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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说是他关于文的全部主张，其中的“文以载道”，不是像理学家那样强调道作为内容的重要性，文字辞达可也；而是强调，文须以道为内容，而浸透了道的内容必然表现为好文章。这就是方孝孺的金华文章之学：重视经学，强调经旨必然发为好文章；文字之工是全部学术的基础，也是它的必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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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方孝孺强调文字之工，而教人从入之路，则在经学。他认为经学在胸，义精仁熟，自然流出即为好文章。而单学文辞之工，失去经学润泽，必流于枝末小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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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之为学，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后有言，言之恐其不能传也，不得已而后有文。道充诸身，行被乎言，言而无迹，故假文以发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书》，商周十二国之《诗》，孔子之《春秋》，皆是已。然非为文也，为斯道之不明也。……孔门以文学称者，如子游、子夏，皆明乎圣人之道，通礼乐宪章之奥，未尝学为文也。【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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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目中的经，是天地万物根本原理的萃聚，人世间治道的依据，性命的来源。可传于万世，垂久远而愈尊贵。他说：“以仆言之，秦汉以下，大率多记载讲论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圣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发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陈治乱之理，而可法于天下后世，垂之愈久而无弊，是故谓之经。立言者必如经而后可，而秦汉以下无有焉。”【77】文章必立言，立言必本经，而秦汉以下文字多背离立言传道的古法，以文章技巧为着眼所在。方孝孺自言，从15岁开始从父学经，即有志于以经术发为文字。以为后人文章与古人不类，故“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尝敢观”。从学宋濂后，始悟文与道全赖气为中介。他认为，宋濂的文字，诸善皆备，全在气为之鼓荡波澜。而气之收放遂意，全在德之养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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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世不幸斯事废缺，赖太史公（指宋濂）起而振之，一代之文粲然始完。……盖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气足以畅之。当其发难折辩，纡余反复，雄毅宏博，雅而不深，质而不浅，击刺交前，弧弩皆发，观者骇眩失色。徐而察之，则固从容闲暇如无事时，而不失揖让进退之礼。【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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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宋濂文中体会出的文章法则是，文须与道相为表里，文是道的自然流出，不能勉强，不能以人力致。因为“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师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79】而经则道明辞达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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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方孝孺论文章之道，必使人求之经学：“足下为文者乎？则当求之于易之大传，《书》之典、谟、训、誓，《诗》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礼》，及秦汉贤士所著，乃足以为法矣。”【80】至于诸经之所长，方孝孺认为主要在礼乐宪章之盛。如《诗》之雅颂长于铺陈，《书》之各诰长于叙事，《易》大传长于议论。总起来说，诸经皆有崇高、渊粹、章明、正大之气。读之使人胸胆开张，意绪端洁。欲工于文，必善于学；善于学者，必学经。其中又有次第先后、高下阶级之不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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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所谓善学者，学诸《易》以通阴阳之故，性命之理。学之《诗》以求事物之情，伦理之懿。学之《礼》以识中和之极，节文之变。学之《书》以达治乱之由，政事之序。学之《春秋》以参天人之际，君臣、华夷之分。而学之大统得矣。然不可骤而进也，盖有渐焉：先之《大学》以正其本，次之孟轲之书以振其气，则之《论语》以观其中，约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后六经有所措矣。博之诸子以睹其辨，索之史记以质其效，归之伊洛关闽之说以定其是非。既不谬矣，参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践之于身，欲其实也；措之于家，于其当也；内烛之于性，欲其无不知也；外困辱而劳挫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坚也。夫如是，学之要庶几乎得矣。【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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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全面的学习规划，其主要内容是学经。诸经各有其功，会通为一，则学养纯备。在六经四子的基础上，参合子史，使其骨干坚固，枝叶扶疏。也要措之于用，在用中锤炼蕴蓄。方孝孺这里没有特别提揭四书以之代替五经，只是把四书作为五经的辅助和敷施发用之地。这也是他金华之学的一个特点，即不特别抬高四书的地位。不抬高四书，即不抬高宋代理学。故虽尊崇理学家，但不将其重要性置于五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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