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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以载道，仆岂谓能之。仆所病者，秦汉以下斯道不明，为士者以文为业，能操笔书尺纸鸣一时辄自负，以为圣人之学止此。文与道判裂不相属如此，何以谓文！仆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为文，而反招俗之陋也。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焰纾，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见也。故有道者之文，不加斧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气平以直，其陈理明而不繁，其决辞肆而不流，简而不遗。岂窃古句探陈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谓之载道可也；若不至于是，特小艺耳，何足以为文。【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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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说是他关于文的全部主张，其中的“文以载道”，不是像理学家那样强调道作为内容的重要性，文字辞达可也；而是强调，文须以道为内容，而浸透了道的内容必然表现为好文章。这就是方孝孺的金华文章之学：重视经学，强调经旨必然发为好文章；文字之工是全部学术的基础，也是它的必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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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方孝孺强调文字之工，而教人从入之路，则在经学。他认为经学在胸，义精仁熟，自然流出即为好文章。而单学文辞之工，失去经学润泽，必流于枝末小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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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之为学，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后有言，言之恐其不能传也，不得已而后有文。道充诸身，行被乎言，言而无迹，故假文以发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书》，商周十二国之《诗》，孔子之《春秋》，皆是已。然非为文也，为斯道之不明也。……孔门以文学称者，如子游、子夏，皆明乎圣人之道，通礼乐宪章之奥，未尝学为文也。【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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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目中的经，是天地万物根本原理的萃聚，人世间治道的依据，性命的来源。可传于万世，垂久远而愈尊贵。他说：“以仆言之，秦汉以下，大率多记载讲论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圣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发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陈治乱之理，而可法于天下后世，垂之愈久而无弊，是故谓之经。立言者必如经而后可，而秦汉以下无有焉。”【77】文章必立言，立言必本经，而秦汉以下文字多背离立言传道的古法，以文章技巧为着眼所在。方孝孺自言，从15岁开始从父学经，即有志于以经术发为文字。以为后人文章与古人不类，故“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尝敢观”。从学宋濂后，始悟文与道全赖气为中介。他认为，宋濂的文字，诸善皆备，全在气为之鼓荡波澜。而气之收放遂意，全在德之养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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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世不幸斯事废缺，赖太史公（指宋濂）起而振之，一代之文粲然始完。……盖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气足以畅之。当其发难折辩，纡余反复，雄毅宏博，雅而不深，质而不浅，击刺交前，弧弩皆发，观者骇眩失色。徐而察之，则固从容闲暇如无事时，而不失揖让进退之礼。【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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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宋濂文中体会出的文章法则是，文须与道相为表里，文是道的自然流出，不能勉强，不能以人力致。因为“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师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79】而经则道明辞达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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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方孝孺论文章之道，必使人求之经学：“足下为文者乎？则当求之于易之大传，《书》之典、谟、训、誓，《诗》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礼》，及秦汉贤士所著，乃足以为法矣。”【80】至于诸经之所长，方孝孺认为主要在礼乐宪章之盛。如《诗》之雅颂长于铺陈，《书》之各诰长于叙事，《易》大传长于议论。总起来说，诸经皆有崇高、渊粹、章明、正大之气。读之使人胸胆开张，意绪端洁。欲工于文，必善于学；善于学者，必学经。其中又有次第先后、高下阶级之不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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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所谓善学者，学诸《易》以通阴阳之故，性命之理。学之《诗》以求事物之情，伦理之懿。学之《礼》以识中和之极，节文之变。学之《书》以达治乱之由，政事之序。学之《春秋》以参天人之际，君臣、华夷之分。而学之大统得矣。然不可骤而进也，盖有渐焉：先之《大学》以正其本，次之孟轲之书以振其气，则之《论语》以观其中，约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后六经有所措矣。博之诸子以睹其辨，索之史记以质其效，归之伊洛关闽之说以定其是非。既不谬矣，参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践之于身，欲其实也；措之于家，于其当也；内烛之于性，欲其无不知也；外困辱而劳挫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坚也。夫如是，学之要庶几乎得矣。【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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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全面的学习规划，其主要内容是学经。诸经各有其功，会通为一，则学养纯备。在六经四子的基础上，参合子史，使其骨干坚固，枝叶扶疏。也要措之于用，在用中锤炼蕴蓄。方孝孺这里没有特别提揭四书以之代替五经，只是把四书作为五经的辅助和敷施发用之地。这也是他金华之学的一个特点，即不特别抬高四书的地位。不抬高四书，即不抬高宋代理学。故虽尊崇理学家，但不将其重要性置于五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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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所谓宋代儒者，实际上是以朱子为依归，其他则很少提及。而他心目中的朱子，也是以经学为基，学有渊源，出而为文章，“理精而旨远”，不仅仅“袭语录之糟粕”。他十分心仪宋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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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以来，教化详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学术最为近古。大儒硕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远追孔孟之迹，而与之为徒。其他以文辞骋于时者，亦皆根据六艺，理精而旨远，气盛而说详。各有所承传，而不肯妄相沿踵，盖教化使然也。【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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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认为，金华之学远绍宋儒，宋元以来三百年间发生了三次变化：宋代中期，有唐以来遗风，重文辞，乡先贤多文章之士，竞以文辞相尚相高。至乾道、淳熙之后，受理学影响，向慕朱子学，重道德，尚名节，喜着儒衣冠讲论性命，言行多本于礼义。入元朝以后，受功利之风熏染，士风趋于浮夸，“负才气者以豪放为通，尚富侈者以骄佚自纵。”宋以来之旧风尚逐渐衰微。方孝孺的志愿是，在宋濂和王祎的基础上，改正元以来的浮薄之风，恢复古金华之学，使道德性命与文章事功重新统一起来，文章出乎经学，经学发为文章，本性命之学以建事功。他提出文章之五法作为金华之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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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法，有体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导乎气。气以贯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核之，体裁以正之。体裁欲其完，不完则端大而末微，始龙而卒蚓，而不足以为文矣。章程欲其严，不严则前甲而后乙，左凿而右枘，而不足以为文矣。气欲其昌，不昌则破碎断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贯，不贯则乖离错糅，而繁以乱。理欲其无疵，有疵则气沮辞惭，虽工而于世无所裨。此五者，太史公（宋濂）与待制君（王祎）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务乎奇怪者皆反之。【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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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以金华之学的正宗传人自命，而金华之学的本质特点在经学与文辞的结合，故方孝孺在此方面谈得较多。由于永乐之后方孝孺之文为世大禁，藏孝孺文者罪至诛，所以他的许多关于经史的著作，如《周易枝辞》、《周礼考次目录》、《武王戒书注》、《宋史要言》等皆毁失不传，无法窥其全豹。就今留传下来的《逊志斋集》看，他关于道与文方面的议论，充斥于书信传赞、序跋记表甚至诗赋中，这是他注目的中心所在，也是他在明初儒学初昌，尚未大显的情况下，对儒学的命脉——经学及其与文关系的一次深刻反省和检讨。经学与文的结合与后来逐渐兴起的由语录悟入心性一派，长期并存于明代儒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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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长于文，这给他带来灭族之祸，但他倡导的道德性命气节文章通而为一却在他的生命实践中得到了高度体现。刘宗周所谓“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就是方孝孺关于道与文的主张的一次惨痛贯彻。金华之学代表着元末明初儒学的一个重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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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方孝孺的《周礼》学与治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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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之学，其本在经学；治国之论，则从经学中推出。《周礼》在儒家经典中偏于设官分制，故历代儒者多有以《周礼》中的制度为治平之术的根据以救治时弊者。李觏、王安石是其显例。方孝孺也欲本《周礼》中的制度来延续被元代异族统治紊乱了的儒家政统。这是他以经术为本，推经术于政治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方孝孺曾说：“《周礼》者，周史所记，周之治事书也。以其出于周也，文、武、周公之遗法微意，往往可得而推。”【84】又说：“《周礼》，余之所最好。”【85】因为周道备载于《周礼》，而《周礼》的内容，是为治之大法：“《周官》之法，为治有本末，养民有先后，制其产使无不均，详其教使无不学，文、武、周公之大意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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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非仅一文章之士，他也不欲人仅以文士看待他，屡次加以辩白。他与宋濂最大的不同在于，宋濂有很强的三教合一品格，故表现得淡然、恬退。而方孝孺则有强烈的用世意向。这一点或得自家学熏陶。自幼至壮，方孝孺始终怀有圣贤将相之志，思欲有为于世。他自叙为学经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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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六七岁时初入学读书，见书册中载圣贤良相将形貌，即有愿学之心；每窃寸纸，署其名，与同辈诸学子顾视而指麾之。父兄虽加呵禁，不止也。既而十余岁，渐省事，见当今为仕宦者不足道，以为圣贤之学可以自立，外至者不足为吾轻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人北游济上，历邹鲁之故墟，览周公孔子庙宅，求七十子之遗迹，问陋巷舞雩所在，潜心静虑，验其所得。追今又五六年，阅理滋多，约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卒至。盖其信道之心笃，自治之法严，故其所成，近求之无遗行，实用之有成功，非近代虚名者比也。某诚信其然，故不自放于俗，每兴伤今崇古之思，积之既多，发为言语。道政事，必曰伊尹周公；论道德，必曰孔孟颜闵。【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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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思经历看，方孝孺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多以理想的圣人之治为参照。他提出的对政治、学术的纠治之方，也多出自儒学经典。对己对人对宗族对乡党所定的规箴，也概以经书为依据。比如他所定幼童行为准则，从坐立行寝到揖拜食饮，皆以古人为法。日用器具，自冠带衣履到鞍辔车舆，乃至浴器，皆有守则。至于立身行己，出处大节，更立箴诫条章。如其中《为政》章：“为政有二：曰知体、稽古审时，缺一焉非政也。何谓知体？自大臣至胥吏皆有体，违之则为罔。先王之治法详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则为野。时相远也，事相悬也；不审其当，而惟古之拘，则为固。惟豪杰之士智周乎人情，才达乎事为。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88】又如《论治》章：“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礼也、乐也、刑罚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复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犹陶瓦而望其成鼎也。”【89】此章不惟提出政治要法古，而且对朱元璋刑罚过严的治国措施也微有批评之意。《古今治术》章曰：“学古而不达当今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变而不本于道术，权诈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权诈者不可用，而善悦人。故君子尚朴而不尚华，与其诈也宁木。”【90】至于《儒者》章，则曰：“儒者之学，其至，圣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殁，而其用不行，世主视儒也，艺之而已矣。呜呼！孰谓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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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所定的这些箴规诫饬来看，方孝孺确实在为人为学为道为治上都有浓厚的理想色彩，立身行己一本于古人，治道一本于五经，贬斥阴谋权诈，贬斥功利主义，主张将儒家治国之大经大法推之于今时社会，而在具体措施上加以变通。并且他所谓的儒者，是能据儒家原则而使国家大治的人，是为后世制定礼乐制度的人。具体的榜样就是周公。他也想以自己的治术实践改变儒者于治国无用的一般看法。所以，他对于当时的政治，皆据以上根本原则提出了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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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对君主的人格、学养等基本品质，提出要求，认为君主的根本品质，在能敬天、仁民、别贤否、明是非，而以正心为本。君心若正，则智勇艺能之士皆为所用。这是治国的首要条件。而心正需修养而成，具体的养心之术是：“持敬以弭妄肆之萌，寡欲以遏侈纵之渐，养慈爱之端以充其仁，伐骄泰之气以固其守，择贤士自辅以闲其邪。”【92】皆儒家基本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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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对君主的职责做了规定：“能均天下之谓君，臣覆兆民之谓君，立政教、作礼乐，使善恶各得其所之谓君。”【93】均天下重在经济生活，主要是财政、赋税、徭役制度方面。覆万民重在内政、外交、军事方面。“立政教，作礼乐，使善恶各得其所”重在风俗教化、伦理纲常、精神生活方面。这三个方面有一方失所，则君职有未尽。另外，方孝孺认为，君为民所拥立，对民有安养教训之责。君之立为民，因此君不能视民之奉养为固然，而当思君之职是否已尽。君为民做事为其职分之当然，不能居以为己功。方孝孺据此理想对历史上不能尽君职的君主提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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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人君，知民之职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于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职，则君以为不臣。君不修其职，天其谓之何？其以为宜然而佑之耶？抑将怒而殛绝之耶？奚为而弗思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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