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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开后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批判专制君权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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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他对于治国恃于法律还是恃于名教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基本观点是，法的目的是惩罚已犯者，但治国主要在于使民耻于犯法。无法不可以治国，徒法亦不可以治国。教化行之于前，法律惩之于后。教化能成优良之民，法律只震慑民使免于犯罪。故刑民不如劝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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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不可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圣人，知民不可以威服，于是寓革奸铲暴之意于疏缓不切之为，使民优柔揖让于其间，莫不兢然有自重知耻之心。未见斧钺而畏威，未见鞠讯而远罪，潜修默改于闾阎田里之中。圣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乎名，而恃其畏乎义。【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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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法不可以治国，礼义胜于刑法，在这一点上尤能体现方孝孺的儒家理想主义色彩。这些思想不仅在方孝孺柄用建文朝以后革除朱元璋用法过于严苛的弊政有一定作用，而且也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对专制君主的法律批判起了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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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关于任官的主张，更是直接针对洪武朝的偏弊而发。他认为，当时在官吏任用上的弊端，主要在“取之过杂，持之过急，待之过贱，黜陟不明”。【96】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始，百废待兴，特别是经过元末的战乱，官署为之一空，所以任官不拘一格，荐举、科举、征求等并用，以应一时之需。但后来朱元璋猜忌过甚，滥杀功臣，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压政策，士多心存畏忌而隐居不仕。洪武时任官之法不密，应急不循常规之举多有之，以人主或当权者的喜怒升降官吏的也不鲜见。对已任用的官吏多以惩戒、威吓为主，以细事加重刑者屡有之。甚至在州府县衙堂上悬人皮囊草以示警戒，这更是闻所未闻。加上集权过甚，官吏无得自专，动辄置于法，人有畏惧之心。方孝孺为诸生时，就对这些弊政有所不满，并为文以记之。柄用建文朝后，以此文进上建文帝；对洪武朝诸政的更张，或以此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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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取之过杂，指平庸之人据治人之位，不仅启轻贱禄位之端，而且开侥幸取官之门。“于是处士以仕为高，恒人以得位为宜，而仕者之势不尊，威不行，而令不信于下。”【97】所谓持之过急，待之过贱，指求效太速，官吏权力过轻，官俸太薄，“驭之以不得自专之法，加之以非其自为之罪，役之以非其所能之工。富足则快乐而获存，廉节则死亡而莫之救”。【98】所谓黜陟不明，指官吏之或用或否无一定之规，循良不能必升，贪猾不能必罚。官吏视上之政治趋向为转移，但不知上之所好，治事无有方向。方孝孺以上对任官之弊的纠举，可以说处处针对洪武朝弊政而发，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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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提出的化民成俗的几点主张，皆本《周礼》而有所损益，显示出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将三代理想化，以三代为当时教化的理念与蓝本，只在具体做法上加以变通，这明显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比如他损益乡饮酒之礼而提出的里甲法，民十家为睦，十睦为保，十保为雍。每月之吉，十家赴睦正之庐听读古训，睦正为众人解释；再读国法，睦正为众人宣讲。读毕，睦正书各人性命于册，列所做事于后。无恶事者饮酒时上座，其余人座次以善恶多寡排。最下者不命座，使知愧耻。保有学，每季一会。生员以学行为饮酒之位次。雍亦如此法，而项目更为详细。饮酒后加礼、乐、射、书、数诸考核。“由是道也，近者十年，远者数十年，周之治可复见矣。”【99】认为历史上号为大治之世，如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都存愿治之心，但最后皆不能如古者，以其不法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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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人材之培养，方孝孺提出，《大学》中分人之质性趋向为六种，因材施教：刚毅厚重者，堪任天下之大事，教以古代之政教与施政得失，此为大臣之储备；慈良顺爱者，长于治民，教之以赋税、赈灾、察狱等事，此为州府县牧民之储备；再如练达明断者，为众官之储备；文采优长者，为文学典礼之储备；勇力有威者，为将帅之储备。“各以其所当为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悦之人得与，则所用无非才，而所为无偾事矣。此大学之政也。而为师者，非其才德之美不可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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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风俗之正，在方孝孺看来，不仅是复周礼之政，行儒家之义的最终落脚点，更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根本大计的现实需要。方孝孺曾说到元末明初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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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迟而不变，法令将不足禁止，不可不深计也。三代之变俗，各视前代而变之。元之俗贪鄙暴戾，故今宜用礼义为质，而行周之制。【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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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代之变俗，指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周以文变商之质。而今元俗之贪暴，须以礼义变之。方孝孺认为，礼义之治，在中国历史上，以宋代实行得最好。宋代最可称道的是，尊尚儒术，以礼义教化其民，士大夫最尊贵。有宋三百年间无儒臣受戮之事。官民重廉耻，法律较宽大。方孝孺这些主张，不仅有对洪武朝用文字狱滥杀儒者和用法太严纠偏之意，而且有恢复宋代治法以去除元代遗俗之意。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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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亡，元主中国者八十余年，中国之民，言语、服食、器用、礼文不化而为夷者鲜矣。其初尚有一二贤者教之参用宋法，而亦颇以宽大为政，故民亦安之。然而暴戾贪鄙，用其族类以处要职，黩货紊法，终以此乱，其俗大坏，以至于今。【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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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革除元俗，最重要的是提倡礼义。提倡礼义须自朝廷始。如朝廷议事，多议礼义；御史出行郡县，主要纠察礼义化民之事；官吏考核，不在户粮之增，人口之殖，而唯问刑罚是否息，学校是否兴，礼义风俗是否立。这样，上下皆以礼义为重，就会在全社会形成尊崇礼义的风尚。不仅元代遗俗可革除，宋代之治也可渐致。而宋之治道，是法周制而加以损益的结果，最后的目标是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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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是以周礼为榜样，去构画他理想社会的蓝图的。他这些议论，虽有“迂远而阔于事情”的一面，但却是以儒家理想纠治现实社会偏弊的美好设想。特别是在改正朱元璋政治措施中不合理的方面，纠正元代异族统治留下的恶劣风俗这一点上，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中部分主张在建文朝已付诸实行。这是他“本经术以治国”的政治理想结出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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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方孝孺的正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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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身处明代初年，此时元明鼎革未久，明之士大夫如何看待元这一异族统治的朝代，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朱元璋与宋濂皆元代之民，自谓父兄尝衣食于元，故不肯十分诋毁元，虽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得天下后实宽囿之，不欲以夷狄相斥。方孝孺则不同，他对异族据中国，用夷变夏，十分不满，亟欲恢复华夏之正统。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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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之相成，岁熏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时，见胡服，闻胡语者，犹以为怪。主其帝而虏之，或羞称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长子育孙于其土地，习熟已久，以为当尔。……苟以夷狄之主而进之于中国，则无厌之虏何以惩畏，安知其不复为中国害乎？如是则生民之祸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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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立国后，在政治、经济制度等大的方面吸收了汉人许多先进的东西。但在生活习俗、文化宗教等方面，则大量沿袭了蒙古族的固有传统，并强迫汉人实行。明代恢复了汉文化传统，但生活习俗、文化宗教等方面还有元代的遗留，方孝孺亟欲肃清之，故有《正统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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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前人对于正统问题议论甚多，但所异胜于所同。宋以后影响较大的，有欧阳修、章望之、苏轼、司马光、张栻、朱熹、杨维桢、吴澄等人。金华文献之学的吴莱、胡翰也著论参与讨论。方孝孺的《正统论》盖亦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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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认为，正统之辨是个重要问题，关乎政教、学术甚大，不可轻忽视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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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之说，何为而立耶？苟欲假此以寓褒贬，正大分，申君臣之义，明仁暴之别，内夏外夷，扶天理而诛人伪，则不宜无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圣智夷乎暴桀，顺人者等乎逆弑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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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最所反对者，为前人“全有天下即为正统”的看法，此看法欧阳修、苏轼主之。方孝孺认为，如果赞同这种说法，就会混淆夷夏之分、仁暴之别、邪正之殊、是非之辨，就会长天下侥幸者之恶，使历史上的圣君贤主蒙羞。他心目中的正统严乎其严，只有儒家所颂扬的三代可以当之，因为三代是“仁义而王，道德而治”。以下“智力而取，法术而守”者，为汉、唐、宋；强力而取，残暴以失者，为秦与隋；篡弑以得，无术以守者，为晋。如全有天下，号令行于海内即为正统，则这些朝代皆为正统矣。视这些朝代为正统，历史上的篡弑、攘夺、纷争将永无宁日。为修正前人此论，调和历史上各种关于正统的看法，方孝孺提出“正统”与“变统”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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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论之曰，天下有正统一，变统三。三代正统也。如汉如唐如宋，虽不敢几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统，亦孔子与齐桓、仁管仲之意欤？奚为变统？取之不以正，如晋、宋、齐、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为正矣。守之不以仁义，戕虐乎生民，如秦与隋，使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矣。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氏，亦不可继统矣。二统立而劝戒之道明，侥幸者其有所惧乎？此非孔子之言也，盖窃取孔子之意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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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提出，他所谓正统的标准，在建道德之中，立仁义之极，操政教之原，天下之君所不易达到。所谓变统，即篡臣、女后、夷狄。夷狄尤所厌恶，因为夷狄僭乱中华之文化传统、道德纲常，将以夷变夏，驱中国于野蛮之区。夷狄“姪母烝杂，父子相攘，无人伦上下之等，无衣冠礼文之美。故先王以禽兽畜之，不与中国之人齿。苟举而加诸中国之民之上，是率天下为禽兽也”。【106】篡臣、女后则乘其君之隙，夺其位，据其国。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之贵于他邦，在于其有礼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因此，对于变统的态度，应该是“外之而不亲，微之而不尊，断断乎其严也，闵闵乎恐其久也，望望乎欲正统之复也。立变统所以扶人极，能言抑变统者，君子之所取也”。【107】意思是要将它视为异文化而不亲近，抑低它的地位使之不尊，夷夏之大防须严之又严。一旦夷狄入主中国，则希望它国祚短促，早日灭亡，时时希望恢复中华正统文化。因为变统历史上不得不有，承认变统是为了通过它的比照更显出正统作为标准之不可缺。承认它而抑压它，是对它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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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一再申明的是，他的《正统论》并非杜撰，而是有所本，即本于《春秋》。这就是他以上所说“窃取孔子之意”，盖以《春秋》为孔子所作。他认为，孔子将对春秋人物的褒贬，寓于“书法”之中，通过《春秋》之是非，教诫后世。故《春秋》之旨，不过“辨君臣之等，严华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108】所谓正统，源自《春秋公羊传》所谓“春秋大居正”，“王者大一统”，此“正统”二字之由来。欧阳修的解释是：“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109】“正”即三代之政教原则，“统”即用此原则统一广阔之区域。故正统既有性质义，又有区域义。二者不可兼得，则宁取前者，即“君臣之等，礼义之教”。这是至公至正，百世不易之道。由此而观，夷狄之祸甚于篡臣、女后。故方孝孺引《尚书》的“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诗经》的“戎狄是膺”，《孟子》的“禹遏洪水，驱蛇龙；周公膺戎狄”，孔子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来说明儒家经典中对夷狄的鄙视，对攘夷狄者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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