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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孟子的路数，证心即理。而随处体认天理，即见此天理。所以当学生说：“随处体认吾心身天理真知，无往而非吾心身生生之理气，根本于中而发见于外，名虽有异，而只是一个生生理气，随感随应，散殊见分焉耳，而实非有二也。”并以此来解释随处体认天理时，湛若水对此解大加赞扬：“如此推得好，自‘随处体认’以下至‘实非有二也’皆是。可见未应时只是一理，及应事时才万殊。《中庸》所谓‘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正为此。”【83】既然天理在内，为理一，应事体认时现为多，则随处体认的，是自己本有之理在事物上的表现。这一意思湛若水有明白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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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疑随处体认恐求之于外者，殊未见此意。盖心与事应，然后天理见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来，随感而应耳。故事物之来，体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则天理矣。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宇宙内即与人不是二物，故宇宙内无一事一物合是人少得底。【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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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何为慎独时，湛若水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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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认天理与慎独，其功夫俱同。独者，独知之理。若以为独知之地，则或有时而非中正也。故独者，天理也。慎者，所以体认乎此而已。若如是有得，便是天德，便即王道，体用一原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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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者，己独知之天理，非在外也。慎者，体认此天理，非取于外也。故当学生将天理解释为与心中本有之理为一时，湛若水认为此解得自己本意：“问：‘体认天理最难。天理只是吾心中正之体，不属有无，不落方体。才欠一毫，已经不是，才添一毫，亦便不是。须是义精仁熟，此心洞然与之为体，方是随处体认天理也。’先生曰：‘观此可见吾契曾实心寻求来，所以发此语。天理在心，求则得之。’”【86】在与王阳明的辩论中，湛若水更是将格物解释成“至其理”，至其理即体认天理，致知即知此天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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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之所谓“随处”云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寂则廓然大公，感则物来顺应。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离于吾心中正之本体。本体即实体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谓求之于外，可乎？致知云者，盖知此实体也，天理也，至善业，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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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可见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是体认自己本具之天理，此理是“中正之本体”，即天德，即王道。体认天理非求之于外，己学也非旧学。并认为阳明之所以与自己有此分歧，在于王阳明所说的心，是身之主宰，己所说之心，是体万物而不遗者，故无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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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与王阳明辩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所谓“勿忘勿助”。勿忘勿助原出《孟子》，意谓养浩然之气须在优游厌饫的心境中进行，集义所生，不能间断，也不能欲速求效。间断即忘，欲速求效即助。后来宋明理学家多讲身心修养不能忘助。如程颢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即此意。陈献章学宗自然，向往曾点之识趣，特别提倡勿忘勿助，所谓“色色信它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一口打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88】湛若水欲将乃师之学折归实地，但勿忘勿助却被他继承下来作为认识天理的必要条件。湛若水之勿忘勿助与陈献章之勿忘勿助有所不同。陈献章的勿忘勿助是他诗人的体悟所悟得的广大高明的境界之表现形态，湛若水的勿忘勿助是体认天理的心理准备，也是体认到的天理——中正之体的本身。湛若水首出的范畴是天理，勿忘勿助是服从于天理的；陈献章的勿忘勿助是境界本身之形态。而湛若水之勿忘勿助与王阳明的勿忘勿助的区别是，湛若水的勿忘勿助是体认天理之功夫所要求的，而王阳明的勿忘勿助是良知的内在属性，只要去除私欲对良知的遮蔽，良知本体呈现，则它自然勿忘勿助，无须另强调勿忘勿助。湛若水笃实，故强调勿忘勿助须功夫着到，义精仁熟才能达到。而王阳明将功夫内蕴于本体中，认为良知自然包含勿忘勿助，故另立一勿忘勿助是将它孤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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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勿助在湛若水的系统中甚为重要，故在论学中屡屡提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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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在心，求则得之。但求之自有方，勿忘勿助是也。千古只有孟子发挥出来。须不费丝毫人力。欠一毫便不是，才添一毫亦不是。此语最是。只不忘助时，便添减不得，天理自见，非有难易也，何用硬格尺量也。【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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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本身中正无偏，求天理须勿忘勿助，才能与之为一。此是体认天理之微妙法门。故他说：“勿忘勿助之间，便是中门也。得此中门，不患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责志去习心是矣，先须要求此中门。”【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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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根本宗旨，本体功夫皆此。致良知真切，即必有事焉，不必另提勿忘勿助，故勿忘勿助是良知诚致的自然表现，非另为一功夫。功夫有间断，有欲速求效之弊，再提勿忘勿助加以矫正。他有《答聂文蔚》一信，专讨论勿忘勿助，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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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勿须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功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功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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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功夫浑融，不喜分析，故专提致良知三字。其余说话，都是对致良知的分疏、注脚，此三字已足，不必另有补充。而湛若水则以勿忘勿助为心之中正处，是随处体认天理的前提，也是心中天理的性质。他恐学者误认此旨为求理于外，故须专门强调。他对王阳明加于己的批评甚不以为意，屡屡加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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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勿助，心立中正处，这时节天理自见，天地万物一体之意自见。若先要见，是想象也。王阳明每每欲矫勿忘勿助之说，惑甚也。【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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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近谓：“勿忘勿助，终不成事。”夫动静皆定，忘助皆无，则本体自然合道成圣，而天德王道备矣。孔孟之后，自明道之外，谁能到此？可知是未曾经历。【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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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求“必有事焉”，而以勿助勿忘为虚，阳明近有此说，见于与聂文蔚侍御之书。而不知勿正、勿忘、勿助乃所有事之功夫也。求方圆者必于规矩，舍规矩则无方圆。舍勿忘勿助，则无所有事，而天理灭矣。不意此公聪明，未知此要妙，未见此光景，不能无遗憾，可惜可惜！勿忘、勿助之间，与物同体之理见矣。【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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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要调和朱子与陆象山，随时体认似朱子，而体认之理又是吾心中正之体，此似象山，但又不欲过于高妙，故又批评象山，尤攻击象山弟子杨慈湖，对其师陈献章的学说亦欲矫之使归实地，故勿忘勿助作为用功之地和功夫是否精熟的标准似不能少。王阳明以勿忘勿助为必有事的补充，而良知是一个自动调节的系统，它包括简易自然的功夫状态在自身中。以此简易自然反观湛若水的勿忘勿助，自然支离蛇足。湛若水则以为必有事尚不足以说明功夫状态，须说到勿忘勿助才能与自然之律则为一。王湛两家各立宗旨，各有义理系统，勿忘勿助在各自的系统中作用不同。故两人虽致书辩论，其不能折服对方是显然的。但此辩论将二人理论上的分歧逼出，且各自作了深入说明，这对两人及两家弟子学说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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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湛若水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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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一生喜讲学，其授徒始于登进士官翰林庶吉士之时。其后门徒大进，与王阳明中分其盛。《明儒学案》谓：“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95】湛氏门人，著名者有吕怀、何迁、洪垣、唐枢、方瓘、蔡汝楠等。《明史·湛若水传》谓：“湛氏门人最著者，永丰吕怀、德安何迁、婺源洪垣、归安唐枢。怀之言变化气质，迁之言知止，枢之言求真心，大约出入王、湛两家之间，而别为一义。垣则主于调停两家，而互救其失，皆不尽守师说也。”【96】唐枢弟子许孚远，许孚远弟子冯从吾、刘宗周，皆当世大儒。虽宗旨各异，但皆有湛门之一端。湛氏之学，流衍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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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怀字汝德，号巾石，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著有《周易卦变图传》、《律吕古义》、《历考》、《庙议》、《巾石遗编》【97】等书。怀受学于湛若水，喜究天道性命，而以变化气质为功夫要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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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心即理，理即心，人心天理，无非中者。然性本人心，而有不出于理者，是形气之私，而非性之真；命出天理，而有不根于心者，是拘蔽之妄，而非命之正。性命合一，天人不间，知而行之，此孟子之所以亚圣也。【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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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之真来源于天，无非中正，此继承了湛若水天理为吾心中正之体，天人一也之旨。吕怀突出气质对于性命之真的蔽害，是要突出勿忘勿助功夫之重要，此点实亦得于甘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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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论养气，必以集义为事。此气流行，生生不息，是吾之本心也。义与心俱，何以待集？盖忘助间之耳。忘助，人也，勿忘勿助则义集，人欲泯而天理流行矣。程子谓勿忘勿助与鸢飞鱼跃意同，正谓是也。【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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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说，心即理，只要勿忘勿助，即是本心之理。而戕害本心之理者为气，故修养之重点，在变化气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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