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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洪主撰的《阳明年谱》和龙溪门人据龙溪口授而成的《天泉证道纪》对此也有记载,不过词句稍有不同。四句教涉及心的包蕴与状态,善恶之来源,良知的作用、功能,格物的性质与目的,及先天后天、本体功夫、中和等阳明学的根本问题。德洪与汝中皆阳明高弟,且追随阳明问学甚久,他们争论的问题,必是阳明学的核心问题。而阳明的剖白,又极剀切明白。结合阳明多处讲学语录,及阳明一生学术发展的心路历程,才能对四句教有亲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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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教分歧最大者在对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的理解。但在阳明哲学中,心与性密不可分,对心的理解自然带出对性的理解。如这一长段对话中,德洪与汝中在心性关系上就明显分歧。汝中认为心中本无善恶念头,心中之性本来也无任何形迹可寻,性本借心表现,性之超绝具体善恶通过本无之心表现出来,也无善恶可言。此心性之本来状态,亦可说心性之究竟状态。如果承认这一前提,则意、知、物这些心之派生,其性质自然也是无。而德洪所说的“心”,乃心之现实状态,此心为习心,即受气禀物欲支配之心,心所发的意念,自然有善有恶。另一方面,汝中所理解的“心之体”,此“体”字指心之体段,心之样态。而钱德洪所理解的“心之体”,乃心之本体,心之包蕴,指天赋之善性,故说心体是天命之性。汝中与德洪对“心之体”三字理解大不一样。王阳明认为王畿的四无说是接引利根人的,利根人心的遮蔽较轻,容易与本无之心体为一,此谓悟本体即功夫。钱德洪的四有说是接引中下根人的。中下根人心的遮蔽较重,须着实用省察克治的方法,渐渐去除遮蔽,使性体呈露。但王阳明又重言指出,利根人只是少数,应以四有说为主,可以接引一切人。但王畿后仍坚持四无说,并有一整套义理系统加以说明。此则详在后章。这里只是指出,王阳明虽强调四有说为其教言,但四有说中实含蕴四无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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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教的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阳明的本义是要说明,心中本无任何念头,本是空寂,心中生起意念,然后有善恶可言。心中本有天赋的良知,且良知的本性是至善无恶。但就作为思虑情感主体的心来说,其本来的样态是虚寂的。就构成人的要素来说,良知属理,心属气,理是静的,心则有动有静。王阳明曾就理与气的性质及其与善恶的关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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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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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本统于一心,但理表征至善无恶的性体,气表征有善念恶念的心体。理不随气之动静而动静,是与物无对的绝对,是至善。心生起善恶念头之前,也是空寂的。此即未发之中,廓然大公的本体。但这并不表示此时无有良知。王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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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时若不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然不知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却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那廓然大公。《书》所谓无有作好作恶,方是本体。【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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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为善去恶是功夫,无善无恶是本体。功夫不可不用,但须知本体如何。且须知用功夫之极致,便是合本体。由于心本体是虚寂的,所以好念头坏念头俱着不得,心有意念,即于本来虚寂不相应,即妨害对物象的正确容受。王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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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尘沙。些子能得几多,满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头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开不得了。【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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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又用太虚形容心体的这种本来空寂,但又不碍心体时时容受万物之象,虽容受而心之本体豁然空虚这种状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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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雨露风霜、阴霾噎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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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良知,指心体,即下文之“人心本体”。心如太虚,本来空寂。心中意念,可过而不留,这都可以说明四句教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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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阳明各派弟子对此句多有论说,如黄宗羲就曾说:“其实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无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无恶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恶,亦是有善念恶念耳。二句只完得动静二字。”【68】此“动静”二字,即上引“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也是说良知之性,不与心之气所生之善恶念头为对峙,它是超越的。因而心中本无善念恶念,念头是后起的。后起之念头曰意。阳明另一派弟子如东林、蕺山等,则力主“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德洪的误记,因与阳明平日所言不符,认为此句应是“至善无恶心之体”,顾宪成甚至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是殄灭心中本有之善性,同于告子之性无善恶,故“坏天下教法,自斯言始”。【69】东林、蕺山纠王门后学之荡越,故特别张扬性体之善,此用心不可谓不独苦,但必欲“为阳明改一字”,说此句应是“至善无恶心之体”,却不合阳明本意,并且将阳明良知性体之超越意、“无知无不知,良知本体原是如此”的深意弄成一个浅露之平面,实未深体阳明学之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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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教的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此意字之理解多遵从哲学史上一般用法,即心中所发的意念。意字因《大学》之“诚意”一语在儒家哲学中影响甚大。意念乃心之所生为一般常识;去纷杂之意,复本虚之心是儒释道三家所共用之功夫要诀,朱熹以来理学诸家对此字理解分歧不大,故阳明后学及其他学派之学者,对此句都无有争辩。只有刘宗周将意字讲成心中本有的决定后天所起意念的先天意向,并力辩意为心之所存而非心之所发。此问题于阳明学之发展所关甚大,将在后文详论,此处不辨。要注意的是,阳明还有“动于意”的说法。“动于意”之意特指私意,即阳明所谓“躯壳起念”,此意字只有恶而无善,与心中所发之有善有恶之意念不同。故“意之动”与“动于意”须有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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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上文论良知诸义,讲之已多。此处要指出的是,对良知之好善恶恶义和良知照临善恶从而分辨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义,学者所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如黄宗羲就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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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知善知恶者,非意动于善恶,从而分别之为知,知亦只是诚意中之好恶,好必于善,恶必于恶,孰是孰非而不容已者,虚灵不昧之性体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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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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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善知恶,非意动于善恶从而分别之为知。好善恶恶,天命自然,迥然不昧者,知也,即性也。阳明于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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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都是说,知善知恶最重要的是好善恶恶。且好善恶恶是性之功能,非心之辨别能力。阳明强调的也是这一点。上文引述的“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及“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72】就表明了这种强调。因为在阳明看来,辨别善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先有好善恶恶的心。前者主要是道德方面的知识,而后者是道德意志本身。知识可通过经验而获得,意志的树立和坚韧不拔需要和人的根性中盘踞难去的许多因素决绝,故后者尤难。且阳明学的精义是以道德带动知识,道德意志的确立是道德知识提高的前提,有好善恶恶之严正,才有善恶辨别之是当,故强调好善恶恶。黄宗羲特别提揭出这一点,可谓善体阳明立言之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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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文义虽极明畅,但须要知道,王阳明之格物,是推致本具之良知于具体事为,改正不善的念头,非如朱熹之穷究外物之理。在阳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一时并了,都是为善去恶的活动,亦可统以致良知概括之。此意黄宗羲见得极是:“为善去恶,只是率性而行,自然无善恶之夹杂,先生所谓‘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73】而此率性而行,既非不假思索,循顺理气裹而一之之当下胸臆,亦非董萝石式的“从吾之好”,而是在良知范导下的为善去恶。亦即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所说:“今焉于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无有乎不尽;于其良知所知之恶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去之,无有乎不尽,然后物无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欠障蔽,而得以极其致也。”【74】在王学的义理脉络中,对此句的理解大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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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教是王阳明一生学术宗旨的总结,且是王阳明自己概括出来的。王阳明再三提醒人在讲学中不可离了此四句宗旨,可见十分珍重。但王阳明一生学问不断趋进,讲学宗旨多次发生变化,加上王阳明要破除朱熹“析之太精,分之太详”的弊病,讲学多就浑融一路,不喜将具体概念界说分明,且往往将分散概念统合贯串为一个本体的诸多方面,此诸多方面皆可调换作为此主体。如他既说“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75】又说“心一而已”,“道一而已”,“良知一也”等。虽然王阳明义理精熟,教法善巧,其语录、书信论说皆玲珑透剔,且前后一贯。但由于他的教法浑融,往往给后学特别是对王学义理不甚熟悉者,造成理解上的分歧。加上攻阳明者的寻疵抵隙,所以阳明殁后,关于四句教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是明代儒学史上一个大的关节,王门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辩驳构成明代中后期儒学的重要方面,王门的派分很大程度上亦以此为根据。以后的论述中往往会涉及这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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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是明代最重要的理学家,他的讲学及多方面的实践活动,及他的人格的感召力,使王学蔚为明代儒学之大观。论者多以陈献章为心学之起始,为王阳明心学之前驱,黄宗羲且以王阳明从不提起陈献章为怪。综观王阳明一生学术发展,此实不为怪。陈献章是一诗人的体悟,王阳明是一理学家的实修。陈献章多内省中之神秘玄想,王阳明则多“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之实地践履。陈献章静而王阳明动静合一,陈献章虚玄而王阳明笃实。此点罗钦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彼(指陈献章)徒见夫至神者,遂以为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极,几之不能研,其病在此。”【76】所以王阳明并不以陈献章为自己的理论先驱。且王阳明是从朱子学入手,发现隔碍不通,然后通过多方孤苦探索和实践中的体悟才确立其学说体系的,并非从陈献章导出,其不提起陈献章是很自然的。而王门在广大地域的发展,成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学术浪潮,实有多方面的缘由,此将在下面几章中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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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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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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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3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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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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