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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双江直究良知本体的路向，与王龙溪一致。两人都反对在后天诚意上用功，认为是在标末处修饰，汲汲于此，一世合不上本体。但聂双江与王龙溪最大的不同在于，王龙溪注重的是良知本体之内容。良知之内容指心中所觉之天理，而良知的形式如未发之中，如寂然不动，如廓然大公等，是良知内容题中应有之义，不须特别强调而自在其中。而聂双江强调的是良知的形式，能达此形式则内容自在其中，因为归寂、主静等功夫非一蹴而就，达到形式的过程就是本质提升的过程，形式与本质是良知的一体两面。故主张归寂自能通感，执体自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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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王龙溪因重本体之内容，故主张顺任本体，功夫只在使本体明畅流行。而聂双江重本体之形式，故主张用功夫达此形式，而内容随在其中。王龙溪认为本体自足，聂双江认为本体经功夫后方能自足。王龙溪是顿悟，聂双江是渐修。王龙溪重先天，以先天统后天，故主张无内外先后。聂双江重后天，以后天功夫回归先天，故强调先天后天、本体功夫之分。这些不同在王龙溪的《致知议辨》中表露得很清楚。聂双江在此中劈头即批评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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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寂而感存焉，即感而寂行焉”，以此论现成，似矣，若为学者立法，恐当更下一转语。《易》言内外，《中庸》亦言内外，今曰“无内外”；《易》言先后，《大学》亦言先后，今曰“无先后”。是皆以体统言功夫，如以百尺、一贯论种树，而不原枝叶之硕茂由于根本之盛大，根本之盛大由于培灌之积累。此鄙人内外、先后之说也。……尊兄高明过人，自来论学，只从浑沌初生、无所污坏者而言，而以现在为具足，不犯作手为妙悟。以此自娱可也，恐非中人以下所能及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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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话对己与龙溪之学之不同，提揭最为清楚。标明二人最大之不同，端在对先天与后天、本体与功夫之不同侧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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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龙溪对双江之批评，则从哲学上直击其形式上的罅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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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之一字，千古圣学之宗。感生于寂，寂不离感。舍寂而缘感，谓之逐物；离感而守寂，谓之泥虚。夫寂者，未发之中，先天之学也。未发之功，却在发上用，先天之功，却在后天上用。先天是心，后天是意，至善是心之本体。心体本正，才正心，便有正心之病；才要正心，便已属于意。……节是天则，即所谓未发之中也。中节云者，循其天则而不过也。养于未发之豫，先天之学是矣。后天而奉时者，乘天时行，人力不得而与。曰奉曰乘，正是养之之功。若外此而别求所养之豫，即是遗物而远于人情，与圣门复性之旨为有间矣。“即寂而感行焉，即感而寂存焉”，正是合本体之功夫，无时不感，无时不归于寂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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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龙溪认为，寂字虽然极其重要，但寂感一如。寂是良知本体，感是致此寂于事事物物。此为先天在后天上用，未发在已发上用。先天本正，不能靠后天功夫帮补。后天功夫只在对先天本体“顺奉”、“时乘”。此为即寂而感，即感而寂。寂与感一体而两面，虽有先后、内外之名，而无分为两段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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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德质疑于聂双江的，主要在归寂与通感之分先后，寂体与感用之分内外上。欧阳德主寂感、体用一而不二，故对双江之归寂加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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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隐显动静，通贯一理，特所从名言之异耳。故中也、和也、中节也，其名则二，其实则一独知也。故是是非非者，独知感应之节，为天下之达道。其知则所谓贞静隐微，未发之中，天下之大本也。……非离乎动用显见，别有贞静隐微之体，不可以知是知非言者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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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良知之发用为和，发用合于道为中。未发在已发中，不存在离开已发之未发，与离开知觉之用的虚明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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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虽同意聂双江归寂之旨对越中过高之论的抑制作用，但对双江致功夫于本体的路向也不同意，他认为惩忿窒欲、改过迁善的下学功夫就是致良知本身，不必把它看做达到归寂之目的的手段。另外，下学之功，在于去除对本体流行的壅蔽，本体本身不可以人力加损。而聂双江之归寂功夫，目的在使本体达到寂，此是本体不自足而靠功夫帮补，亦是对阳明学说的背离。他在与聂双江论学的复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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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乾乾不息于诚，所以致良知也。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皆致良知之条目也。若以惩窒之功为第二义，则所谓“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己百己千”者，皆为剩语矣。……苟认定惩窒为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体原不可以人力加损，则亦非行所无事之旨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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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聂双江以本寂之心体为超越是非、超越可否之绝对，也加以批评，认为寂感无二时，体用无二界。精明真纯之寂体，不离形下具体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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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洪在这一点上与邹守益相近，而更加重视后天之功，对加功于先天本有之体的聂双江，亦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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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心之斑垢驳杂，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后有也。既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后有，而今之致知也，则将于未涉人情事物之感之前，而先加致之之功，则夫所谓致之之功者，又将何所施耶？【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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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敏晚年同聂双江相视莫逆，赞同双江直指本体之旨，且赞同双江以功夫达到本寂之心体的路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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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心之体，本止本寂，参之以意念，饰之以道理，侑之以闻见，遂以感通为心之体，而不知吾心虽千酬万应，纷纭变化之无已，而其体本自常止常寂。彼以静病云者，似涉静景，非“为物不贰，生物不测”之体之静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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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刘文敏所注重者，为良知本来寂静这个方面，此寂静之体为人之真性，本自生物不测，非死寂的绝对，它不同于具体事物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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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性本自常生，本自常止。往来起伏，非常生也，专寂凝固，非常止也。生而不逐，是谓常止；止而不住，是谓常生。主宰即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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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静是价值性的理、道，非状态性的心之空寂。而聂双江注重归寂之功夫与过程，有此功夫而后能通感。这势必导致一个虚寂的形下之心。故聂双江即使承认心是本体性的，此心也是形下的未受任何意念侵入的原初空寂之心。归寂即保存此原初空寂之心。故有人质疑他的归寂为脱略事为，类于禅悟，双江辩解道，归寂是为了通感，不像佛氏以感应为尘烦而断灭之，然后归于原初之静寂。黄宗羲则对此辩解加以质疑，认为释氏以作用为性，其所重者为流行而非本体，皆在动一边。释氏并不废感应，其修为之口诀为“无所住而生其心”。而儒者之所重者为心之内容：良知。释氏与儒者所同者为心之流行，所异者为心之内涵。故释氏提倡本心流行中的无粘无滞，儒者则提倡良知流行中的存养。聂双江以有无感应区分儒释是没有抓住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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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弘纲之观点，与东廓、南野大抵相类，以未发之中、寂体为超越具体时地的本体，本体即在感应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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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与感不可一例观也，有得其本体者，有失其本体者。自得其本体之寂者言之，虽存之弥久，涵之极深，而渊微之精未尝无也。自得其本体之感者言之，虽纷然而至，沓然而来，而应用之妙未尝有也。未尝有，则感也，寂在其中矣；未尝无，则寂也，感在其中矣。不睹不闻，其体也；戒慎恐惧，其功也。皆合寂感而言之者也。【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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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是中，它既渊微又感应神妙，只要得本体之中，具体的寂感皆为此本体所笼罩，感时不废其寂，寂时不废其感。感时保持其不睹不闻之体，寂时涵其变化无方之妙应。时时与中为一。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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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怒哀乐之未发，且不论其有时与否。但子思子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曾谓天下之大本可以时言乎？未发非时，则体道之功似不专于归寂而已也。故子思子曰：“致中和。”盖合寂感以为功者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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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明白反对聂双江归寂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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