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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焉者身心两安，下焉者身心皆不安。在身心冲突之下，心安为上。这一点可以反击说他的安身论是“开一临难苟免之隙”的说法。王艮认为杀身成仁不是儒者的最高理想；烹身割股是由于无存君父之道，才有残己以徇的极端行为。所以他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27】孔子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处乱世要危行逊言，孟子的“吾未见蹈仁而死者，圣人之仁也”，是他身保心安的根据。所以他提出“明哲保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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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谓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人皆有之，圣人与我同也。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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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保身爱身是人的本能，是保家国天下的前提，残己徇名的做法不可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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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也。就此失脚，将或烹身割股，饿死结缨，且执以为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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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对孔子提出的“殷有三仁”，认为微子去之，是知几保身，上也；箕子为奴，庶几免死，是其次；而比干执死谏，最下。虽皆谓之仁人，而优劣之次序见矣。至于他提出的尊身即是尊道，身尊则道尊这个著名命题，除了从王学良知即道、良知即天理，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二个方向去解释外，保持人生命的尊严，努力自强以免于冻馁，注重出处之大节，爱身保身以获得实现理想的前提，也是其中的重要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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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以上思想，对他开创的泰州之学，有很大影响，在泰州后学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身上，都可以或多或少看到这些思想因素的印痕。所以虽然严格说来泰州之学不能算作一个学派，但他们仍有一些共同的思想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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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王栋、王襞与泰州之学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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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1503—1581）字隆吉，号一庵，为王艮族弟。嘉靖五年（1526），王臣（字公弼，号瑶湖）为泰州守，聘王艮艮主泰州安定书院教事，王栋与同郡林春等数十人从王艮学，同门受学无有先之者。王栋幼习举业，二十四岁为郡庠生，自谓举业虽出身阶梯，必有为己之学为立身之本。先师王臣，后师心斋，于心斋格物知本之旨最有心得。至五十六岁，应岁贡，授江西建昌府南城县训导，曾受聘主白鹿洞书院、南昌正学书院，创讲会多处。丁内艰后补山东泰安州训导，寻升江西南丰教谕、深州学正等职。七十岁致仕归里，开门授徒，远近风动。州守聘主海陵安定书院，朝夕与士民讲学。一生皆为学职，虽清贫而悦乐自如。里中将王阳明、王艮、王栋合称为“越中淮南生三王夫子”。时人谓：“心斋王先生倡道海滨，讲良知而首重孝弟，论格物而推本修身，从游者莫不服其教，而族弟一庵子尤信之笃，体之深。尝考一庵子之行，实能孝亲友弟；诵一庵子之言，不外诚意修身。其学深潜纯粹，其语亲切简明。其近炙安丰，远溯姚江，以寻源于洙泗，而成一代之大儒者。洵于心斋，称难兄弟哉。宜当时主讲席人有得师之庆也。”【30】与心斋、心斋之子东厓并称为“淮南王氏三贤”。其著作有讲学语录一卷，诗文杂著一卷，后人编为《王一庵先生遗集》，与王襞之《王东厓先生遗集》并附于王艮著作后，称为《淮南王氏三贤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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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的学术，其最重要者约有两端，其一，合阳明之良知与心斋之格物为一，认为格物是致知的前提，格物即所以致知。王栋继承王艮，只讲良知，不讲致良知，认为“致”字之二义——充扩、推致，都于良知为蛇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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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翁所指之良知，乃是大人不失赤子之知，明德浑全之体，无容加致者也。盖格物而知至，方是识得原本性灵无贰无杂，方可谓之良知，若复云致，岂于良知上有增益乎？故谓致知则可，谓致良知则不可。良知无时而昧，不必加知，即明德无时而昏，不必加明也。《大学》所谓“在明明德”，只是要人明识此体，非刮去其昏，如后人磨镜之喻。夫镜，物也；心，神也。物滞于有迹，神妙于无方，何可伦比？故学者之于良知，亦只要识认此体端的便了，不消更着“致”字。先师云：“明翁初讲致良知，后来只说良知，传之者自不察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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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栋看来，良知是天赋之灵体，非仅是知善知恶者。良知是体，知是知非是用。体则天然具足，不必对之有所增益。后天功夫是为了识此良知，并非良知有虚歉而增益之。所以王栋对此意明确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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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心灵体，本有良知，千古不磨，一时不息，而气禀物欲不能拘之、蔽之。所谓本明之德，莫之或昏者也。人自不用耳。故《大学》教人认此本明之德，而着之日用之间，是谓“明明德”。【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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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体本明，后天功夫只在识认此明，而识认此明，以此明为范式而格度家国天下，即王艮所谓“格物”。王栋之格物，继承了王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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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之学，主于格物，故其言曰：格物是止至善功夫。格字不单训“正”，格如“格式”，有比则推度之义，物之所取正者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谓吾身与天下国家之人。格物云者，以身为格而格度天下国家之人。则所以处之道，反诸吾身而足矣。【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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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本体是良知，功夫是格物。王栋反对致良知，反对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就是给王艮之良知现成、格物诸说预留地步，是为他融合阳明与王艮两师之说服务的。下引之语于此意表述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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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人当止于至善，则其本末始终一先一后之辨，宜必有体认功夫方能知到极处，非以良知有所不足而以是帮补之也。特人气禀习染有偏重，见闻情识有偏长，故必有格物之学，体认而默识之，然后良知本体洁净完全，真知家国天下之本，实系自修其身。而主宰确定，则诚意功夫方始逼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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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之所以要把致良知改换为良知，并掺杂格物于其中，就是要去除致字的“推致”之意，杜绝将自己心中本有的东西推之于事物即天然合理这一对致良知的歪曲理解，使之范导于修身、格度之下，消弭“情识而肆”而仍认为良知诚致这一弊病。此意王栋曾明白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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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致良知者，谓致极吾心之知，俾不欠其本初纯粹之体，非于良知上复加致也。后因学者中往往不识致字之义，谓是依着良知推致于事，误分良知为知，致知为行，而失知行合一之旨，故后只说良知，更不复言致字。今明翁去久，一时亲承面命诸大名贤皆相继逝，海内论学者靡所稽凭，故有虚空冒认良知，以为简易超脱，直指知觉凡情为性，混入告子、释氏而不自知，则又不言致字误之也。二者之间，学者须善识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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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纠正阳明后学学弊之意图，甚为明显。而他的学术的第二个方面——重言提掇“意”字，不以意为心之所发也与此意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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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学术的第二个方面，在对“意”字的独特解释。在王栋之前，宋明理学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都遵从《大学》对诚意、慎独的解释，释意为心中所发的念头。朱熹《大学章句》中对“诚意”的解释：“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36】更将意字的解释固定下来，为后儒所遵从。王阳明虽对朱熹的许多名词概念都给以心学的解释，但对意字，仍沿用了朱熹的解释，谓“心之所发便是意”。王栋则不同意此种解释，他的解释别有瞩目，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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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谓意者心之所发，教人审几于动念之初。窃疑念既动矣，诚之奚及？盖自身之主宰而言，谓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谓之意。心则虚灵而善应，意有定向而中涵，非谓心无主宰，赖意主之，自心虚灵之中确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耳。大抵心之精神无时不动，故其生机不息，妙应无方。然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动者，所谓意也。犹俗言“主意”之意。盖意字从心从立，中间象形太极圈中一点，以主宰乎其间，不着四边，不赖依靠。人心所以能应万变而不失者，只缘立得这主宰于心上，自能不虑而知。不然，孰主张是，孰纲维是？圣狂之所以分，只争这主宰诚不诚耳。若以意为心之发动，情念一动便属流行，而曰及其乍动未显之初用功防慎，则恐恍惚之际，物化神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圣门诚意之学，先天简易之诀，安有此作用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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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所谓意，不是心中所发生的念头，而是决定心中念头之方向的本有意向。故意是心之主宰。王栋认为，心中意想万千，念起念灭，倏忽百变，如果在念头发动之后再加以审察，为善去恶，则恶已发动，改之无及。不如求之于心中本有的决定后天念头的主宰，即意。意能决定念之发动方向，而它本身则寂然不动。若所发之念，皆在意之范导之下，则念皆为善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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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字又叫未发之中，它是已发的主宰。王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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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之中，亦即不睹不闻的物事。《中庸》本言“喜怒哀乐之未发”，非曰“未发喜怒哀乐之时”。盖谓心之生机，无时不发，当其发喜、发怒、发哀、发乐之际，皆必有未尝发者以宰乎其发，故能发而皆中节也。不然，只是乱发，岂复有中节之和哉！故养其未发之中，亦即慎独功夫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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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未发之中不是念尚未发时中的状态，而是时时本有的中的性质。它超越经验，不落方所，故可做得主宰。此意字也即独体，保持此意字使其时时是其本体之明，即诚意，也即慎独。王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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