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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之道，传之者为心斋、龙溪。心斋之徒最显盛，而龙溪晚出，尤寿考，益阐其说，学者称为二王先生。心斋数传至近溪，近溪与龙溪，一时并主讲席于江左右，学者又称二溪焉。友人有获侍二溪者，常言龙溪笔胜舌，近溪舌胜笔。余生既晚而愚，未尝见二先生，独嗜其书耳，而嗜近溪语最甚。口诵手抄，汇成一帙。闲居鲜朋友，时一快读，则神朗气畅，手足掉舞，群从有过余庵中，或强与偕诵之，虽素不识性学者，皆释然心开，喜色浮面上可揽掬，兹非其笔耶？而妙若是矣，又况其胜者哉！【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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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描述罗汝芳讲学之情景，亦使人憬然向往：“旴江明德罗先生，闻道于泰州之徒，尽超物伪，独游乎天。与人偕，顾盼呿欠，微谈剧论，所触若春行雷动，因而兴起者甚众。”【133】罗汝芳之善讲说，善于把握触机，善于将儒学化为不同阶层乐于接受的通俗道理，是他能迅速、广泛影响当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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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焦竑的和会三教与复性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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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1540—1619）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南京人。自幼聪慧好学，十六岁拔入应天府学读书，甚得学师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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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读苏轼苏辙兄弟之《易》《老》诸解。二十三岁，耿定向（1524—1596，字在伦，号天台）以监察御史督学南畿，建书院，讲阳明、心斋之学，与应天府学博士史桂芳多方接引，焦竑始闻阳明、心斋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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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岁，赴京会试，下第归。王龙溪到南京讲学，焦竑参与讲会并向龙溪问学。次年，耿定向在南京清凉山建崇正书院，选十四郡名士读书其中。焦竑被耿定向指定为众生之长，来学先由焦竑指示大意，自是名声大振。二十九岁，第二次至京会试，又下第。此后多次不第，至五十岁，始以状元及第，大魁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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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岁，李贽改官南京刑部员外郎，焦竑与之交游，相互倾倒。三十五岁，王艮之子王襞受耿定向聘主金陵之讲会，四方学者云集，焦竑得亲王襞论学。万历十五年王襞卒，焦竑为作《王东厓先生墓志铭》，对心斋父子绝意利禄，以讲学林下，明道觉人终其身十分赞赏。三十八岁，李贽调任云南姚安知府，焦竑有诗送行：“中原一顾盼，千载成相知。相知今古难，千秋一嘉遇。而我狂简姿，得蒙英达顾。肝胆一以披，形迹非所骛。嬿婉四载余，昕夕长欢聚。……君子善尺蠖，大道固委蛇。所贵志有行，岂云绁尘羁。行行善自爱，无为怨天涯。”【134】甚许与李贽订交之益。四十二岁，李贽离云南至湖北黄安，焦竑与之有诗文赠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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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岁，焦竑赴会试不第，李贽劝其勿再耽恋场屋，及早了悟性命之学。四十七岁，罗汝芳与周思久结伴游学，至南京，讲学于凭虚阁，焦竑往见罗汝芳，正式拜于门下，并盛赞罗汝芳衍泰州之绪，传阳明、心斋之学的功绩：“国朝之学，至阳明先生深切著明，为一时之盛。是时法席大行，海内莫逾于心斋先生。传心斋之学者，几与其师中分鲁国。而惟德罗先生衍其余绪，则可谓横发直指，无复余蕴矣。……盖当支离困敝之余，直指本心以示之，学者霍然如梏得脱，客得归，始信圣人必可为，而阳明非欺我也。”【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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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岁，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五十三岁，修撰考满，任会试同考官。所取之陈懿典、袁宏道、沈孟威等，皆一时名流。次年，上疏议修国史。五十五岁，任命为皇长子讲官，择历代太子可为效法之行事，配以画图，名《养正图说》，次年编成，拟进上太子，遭同僚忌恨。朝廷开国史馆，任命为纂修官，上《修史条陈四事议》，对本纪、列传、职官、书籍之撰写成例皆有指正，于修史多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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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岁，恩师耿定向卒，焦竑十分悲痛，先后撰祭文、行状、祠记多篇以为纪念，其中对耿定向绍述王学的功绩大为赞赏：“圣远学废，障蔽支离。爰及姚江，乃剖其篱。我师崛起，阐发靡遗。仁风义雨，霑洒一时。翳我留都，首被其教。如仆而兴，在寐斯觉。雾尽天开，云披日耀。”【136】又忆及耿定向对自己的特殊知遇：“某也何知，师顾不鄙。匪于携之，言提其耳。诲我则师，视寔犹子。负笈从游，三及师里。戊子一别，匏系靡趋。”【137】对耿定向造士之功备极赞赏：“天台先生崛起楚之黄安，推明孔、颜、周、陆之学，与乡人肄习之，从游者履恒满户外。已，宦辙所至，又自其乡达诸四方。今去之数十年，而其教如存，先生所风动，抑亦远矣。”【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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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岁，钦点顺天乡试副主考。被劾以所取士试卷语涉险诞，贬为福建福宁州同知。次年，与李贽同舟归南京，居李贽于宅侧之永庆寺，日与李贽、杨复所等谈学。十月后赴福宁之任。上任不足三月，逢吏部之地方官考核，评以“浮躁”，并降俸，于是辞官返南京。自此不再出仕，专以读书著述为事。时利玛窦在南京，曾与焦竑及李贽会面。李贽并赠利玛窦题诗之折扇。【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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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岁，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名被逮系北京，自杀于狱中，焦竑闻讯十分痛愤。焦竑自二十八岁识李贽其人，相交三十五年，文章道谊，切砺至深。李贽有致焦竑书信二十余通，其一曰：“余至京师，即闻白下有焦弱侯其人矣。又三年，始识侯。既而徙官留都，始与侯朝夕促膝，穷诣彼此实际。夫不诣则已，诣则必尔，乃为冥契也。故宏甫之学虽无所授，其得之弱侯者亦甚有力。……世之为不朽故以交于侯者，非一宏甫也，然唯宏甫为深知侯，故弱侯亦自以宏甫为知己。”并谓在感情、学问、论议三教三个方面，焦竑于己为不可少【140】。焦竑亦有致李贽书信多封，并为李贽几种著作作序，对李贽极表敬佩之情。如《李氏藏书序》说：“卓吾先生隐矣，而其人物之高、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辉川媚，有不得而自掩抑者。盖声名赫赫盈海内矣。……先生高迈肃洁，如泰华崇岩，不可昵近。听其言泠泠然，尘土俱尽，而寔本人情、切物理，一一当实不虚。盖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续藏书序》谓此书“退可以修身而蓄德，进可以尊主而庇民，谋王断国之大端，班班具在，贵善学之而已。近代名卿称黄材伯（黄佐）为博古，郑端简（郑晓）、雷司空（雷礼）为通今。藉令三复宏甫之二编，其可与昔贤相颉颃也夫！”对李贽著作之被禁毁，对当世人之不能容一李贽，极表愤懑之情：“宏甫快口直肠，目空一世，愤激过甚，不顾人有忤者。然犹虑人必忤而托言于焚，亦可悲矣！乃卒以笔舌杀身，诛求者竟以其所著付之烈焰，抑何虐也！岂遂成其谶乎？”对其人物，甚悲其生，甚惜其死，追念其情，痛不自已：“卓吾先生秉千秋之独见，悟一性之孤明。其书满架，非师心而实以道古；传之纸贵，未破俗而先以惊愚。何辜于天，乃其摩牙而相螫；自明无地，溘焉朝露之先晞。……灯火残更，尚想诗书之讨论；林泉清昼，犹疑杖履之追游。痛逝者之如斯，伤谮人之已甚。”【141】对李贽之死不能施以援救深自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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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热心讲会，应邀赴各地讲学，所到之处，自缙绅先生至牧竖渔樵，皆欢喜踊跃。讲学语录刻成者有《古城答问》、《崇正堂答问》等。六十七岁，《澹园集》四十九卷编成，刻印于扬州。《焦氏笔乘》正续两集刻成。七十岁，有南京国子司业之任命，焦竑辞未就，自言：“齿发半凋，世念都尽，岂能复驱策为壮年调度？幸谤焰稍息，得安意岩栖，力耕课读，含戴主恩，至于没齿，分愿足矣。”【142】七十二岁，《澹园续集》编成，刻于当涂。七十七岁，《国朝献徵录》一百二十卷刻成。此书乃在史局时所搜集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对有明一代名人事迹，以宗室、戚畹、勋爵、内阁、六卿等名目分类标出。自洪武迄于嘉靖，搜采极其详博，为研究明史极有用之书，价值在他的另一名著《国史经籍志》之上。七十八岁，焦竑搜集整理之《升庵外集》一百卷刻成。按杨慎与焦竑并为明代极博学之士，著作甚多。焦竑对杨慎极表敬仰，数十年来注意搜求杨慎著作，至是辑成，此书之刻于当时学林影响很大。八十岁，于寿诞之夜卒于家。生平著书满家，著作极多，其中具代表性的有《澹园集》、《易筌》、《老子翼》、《庄子翼》、《焦氏笔乘》、《焦弱侯问答》、《国朝献徵录》、《国史经籍志》、《焦氏类林》、《熙朝名臣实录》等。编辑、整理、刻印他人著作亦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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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一生之德业文章，其弟子陈懿典谓：“先生之学，以知性为要领，而不废博综。为诸生以迨上公车、入词林，无日不蒐猎于古人之载籍，闻有异本秘册，必为购写。又日与海内名流讨析微言，订正谬误。坟索遗义，朝家故实，无不如指掌。虽其精神所注在大道与经世而不在于为文，乃感触酬应，发为诗文，积久益多。”【143】徐光启更曰：“吾师澹园先生，粤自早岁，则以道德经术标表海内，巨儒宿学，北面人宗；余言绪论，流传人间，亡不视为冠冕舟航矣。洎登朝列，珥笔承明著作之庭，高文大篇，奇丽雄富。暂卧东山，休息乎道林艺圃，远近宗挹，履满限穿，答问更繁，述作尤盛。”【144】《明史·焦竑传》亦谓：“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顺雅，卓然名家。讲学以罗汝芳为宗，而善定向兄弟及李贽，时颇以禅学讥之。”以上对焦竑其人其学，评骘皆甚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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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是泰州之学的重要传人，他身处明代后期三教合一思潮甚为强劲之时，又得乃师耿定向融会儒佛思想的诱引，及泰州诸人平民讲学中融会儒释道之风的促进。他的学术思想，出入经史，囊括三教，而以儒家思想为归。在儒家中，又以义理为经，以文献与文章之学为纬；不废泰州修身立本之旨，又以儒家之硕学通人为追求。他的思想，是泰州学派中精英一脉与当时学术思潮相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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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对儒释道三教之书广为涉猎，而以儒家为归，此点有取于乃师耿定向。耿定向主张以佛道之书融会、补充儒书，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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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佛书者视心迷悟何如耳。如心诚悟，无论精微者得我同然，即中诞妄者亦视若《易》之象、《诗》之兴，《庄》《列》之寓言，殆将求之语言之外矣。如心苟迷，岂独诞妄者不之信，即中精微者亦只取润四寸间耳。佛氏有言：“心悟转《法华》，心迷《法华》转。”信哉其言也。余素不佞佛，亦不辟佛，恃此心能转佛书耳。【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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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向并有《宗教译》、《心经译》、《维摩译》、《楞严译》、《法华译》、《坛经译》、《净土译》等融会儒释之文。焦竑对耿定向以上文章都有批注，【146】对待佛道之宽容，融释异说之度量，又较乃师为宏。他尝为友人新刻《华严经》作序，在其中明白地道出他融通儒佛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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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教不同也，至于修道以复性，则一而已。古之博大真人澹然独与神明俱，与圣人洗心退藏于密而吉凶与民同患者，固不同也。况大慈氏梦幻其身，尘垢其心，倜然高举于天人之表，独示万世以妙湛元明，真如自性，与中国圣人之教，岂必其尽合哉！晚而读《华严》，乃知古圣人殊途同归，而向者之疑可涣然冰释已。何者？《华严》圆教，性无自性，无性而非法；法无异法，无法而非性。非吐弃世故、栖心无寄之谓也。故于有为界，见示无为；示无为法，不坏有为。此与夫洗心藏密而与民同患者，岂有异乎哉！……然则心佛众生，一法也；理智行门，一心也。譬之若大海然，其源无首，其流无尾，而世出世间，烦恼真谛，无不波澜于其间，即外道阐提、逆行魔说，求自异焉而不可得，此非所称大莫能载，小莫能破者，何以当之？……余以谓能读此经，然后知六经、《语》《孟》无非禅，尧舜周孔即为佛。可以破沉空之妄见，纠执相之谬心。上无萧衍之祸，下无王缙之惑。其为吾孔子地也，不益大乎！【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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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焦竑早年主儒佛不同，中年以后，主儒佛殊途同归。并且认为，华严宗与儒家皆广大无边，二者都贯通形而上下，都修心历世；佛非仅虚无寂灭者，儒也非仅入世有为者。虽有不同之体相，就其根本处说，儒佛本无不同。二者相互为用，可补彼此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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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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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也，达者契之，众人宗之。在中国者曰孔孟老庄，其至自西域者曰释氏。由此推之，八荒之表，万古之上，莫不有先达者为之师，非止此数人而已。昧者见迹而不见道，往往瓜分之，而又株守之。我圣祖独禀全智，大阐儒风，而玄宗释部，并隶礼官，若无少轩轾焉者。尝疑而深求之，取其书而研味之。始也读《首楞严》，而意儒逊于佛；既读《阿含》，而意佛等于儒；最后读《华严》而悟，乃知无佛无儒，无小无大，能小能大，能佛能儒，而圣祖之为意渊哉广矣！【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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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华严性海无所不包、一味平等的眼光观一切法，知教异而道同。瓜分、株守者徒见其异，而具道眼者乃见其同。并对朱元璋开国之始即以同尊三教为国策的眼量极表赞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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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竑眼里，儒家之道是十分广大的，它对中国的九流百家皆本海纳百川之量容受之、融化之，变为自己的有机成分。他在泛论中国经籍时引荀子之言对儒家的这种融通特质评论说：“荀卿氏有言，儒耕不如农夫，斫削不如工匠，贩货不如商贾，谭词荐撙不如惠施邓析。若夫商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四海一家，归命辐辏，盖九流皆其用也，岂与小道曲学仅仅自名者同乎哉！”【149】对司马谈将儒家与他家平列，视为六家之一，并垢病“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十分不满。焦竑眼光宏阔，器识洞达，直击儒家所谓道，对局于见闻之形器，不达形上高明之域，以为儒者仅知入世，没有世外之智者，则斥为局促狭陋，他说：“世之与释氏辨者多矣，大抵病其寂灭虚无，毁形弃伦，而不可为天下国家也。夫道，一而已。以其无思无为谓之寂，以其不可睹闻谓之虚，以其无欲谓之静，以其知周万物而不过谓之觉，皆儒之妙理也。自儒学失传，往往束于形器见闻，而不知其陋。一闻语上者，顾以为异说而咻之。……故学者与其拒之，莫若其兼存之，节取所长而不蹈其敝。视之遏籴曲防，以封畛自域者，狭亦甚矣。”【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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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对道家也同样平等吸纳，对老庄学说中虚无之说，尤其赞赏，认为可补儒家学说之不足。对老庄之书，焦竑有一个始也入之，中而疑之，终而悟其与儒家旨归本同的历程，焦竑自述其习学《老子》之经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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