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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焦竑早年主儒佛不同，中年以后，主儒佛殊途同归。并且认为，华严宗与儒家皆广大无边，二者都贯通形而上下，都修心历世；佛非仅虚无寂灭者，儒也非仅入世有为者。虽有不同之体相，就其根本处说，儒佛本无不同。二者相互为用，可补彼此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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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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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也，达者契之，众人宗之。在中国者曰孔孟老庄，其至自西域者曰释氏。由此推之，八荒之表，万古之上，莫不有先达者为之师，非止此数人而已。昧者见迹而不见道，往往瓜分之，而又株守之。我圣祖独禀全智，大阐儒风，而玄宗释部，并隶礼官，若无少轩轾焉者。尝疑而深求之，取其书而研味之。始也读《首楞严》，而意儒逊于佛；既读《阿含》，而意佛等于儒；最后读《华严》而悟，乃知无佛无儒，无小无大，能小能大，能佛能儒，而圣祖之为意渊哉广矣！【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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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华严性海无所不包、一味平等的眼光观一切法，知教异而道同。瓜分、株守者徒见其异，而具道眼者乃见其同。并对朱元璋开国之始即以同尊三教为国策的眼量极表赞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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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竑眼里，儒家之道是十分广大的，它对中国的九流百家皆本海纳百川之量容受之、融化之，变为自己的有机成分。他在泛论中国经籍时引荀子之言对儒家的这种融通特质评论说：“荀卿氏有言，儒耕不如农夫，斫削不如工匠，贩货不如商贾，谭词荐撙不如惠施邓析。若夫商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四海一家，归命辐辏，盖九流皆其用也，岂与小道曲学仅仅自名者同乎哉！”【149】对司马谈将儒家与他家平列，视为六家之一，并垢病“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十分不满。焦竑眼光宏阔，器识洞达，直击儒家所谓道，对局于见闻之形器，不达形上高明之域，以为儒者仅知入世，没有世外之智者，则斥为局促狭陋，他说：“世之与释氏辨者多矣，大抵病其寂灭虚无，毁形弃伦，而不可为天下国家也。夫道，一而已。以其无思无为谓之寂，以其不可睹闻谓之虚，以其无欲谓之静，以其知周万物而不过谓之觉，皆儒之妙理也。自儒学失传，往往束于形器见闻，而不知其陋。一闻语上者，顾以为异说而咻之。……故学者与其拒之，莫若其兼存之，节取所长而不蹈其敝。视之遏籴曲防，以封畛自域者，狭亦甚矣。”【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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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对道家也同样平等吸纳，对老庄学说中虚无之说，尤其赞赏，认为可补儒家学说之不足。对老庄之书，焦竑有一个始也入之，中而疑之，终而悟其与儒家旨归本同的历程，焦竑自述其习学《老子》之经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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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幼好刚使气，读《老子》如以耳食无异。年二十有三，闻师友之训，稍志于学，而苦其难入。有谈者以所谓“昭昭灵灵”引之，忻然如有当也。反之于心，如马之有衔勒，而户之有枢也。参之近儒，而又有合也，自以为道在此也。顾数年以来，触途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盖未尝暂去于怀也。顷岁困衡既久，浸以成疴，偃息之余，俄有独寤。乃喟然叹曰：向也未尝不非意识，而或思离识以求寂；未尝不贵无心，而不知本心之自无；知慕清静，而不知无垢之非净；知有真我，而不知无物之非我。皆谈者有以误之也。【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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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困心衡虑之后，悟《老子》乃明道之书，其根本精神在致虚守静。致虚守静非如一般人所理解的灭有以趋无，相反，《老子》是“明有之无”也。其学不在灭绝一切，而在去粘化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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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非非言无之无也，明有之无也。无之无者，是灭有以趋无者也，其名为輐断。有之无者，是即有以证无者也，其学为归根。夫苟物之各归其根也，虽芸芸并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致虚守静之极也。盖学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即道；见色而不见空，故释明色即空；得有而不得无，故《老》言有即无。诚知有之即无也，则为无为，事无事，而为与事举不足以碍之，斯又何弃绝之有？【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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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焦竑真正善读《老子》。他的《老子》，是儒者眼中的《老子》：是那些洞悉了粘滞于世间而不知出世间的儒者所具有的弊病，思欲救治者眼中的《老子》，是融合三教之精华于一身的儒者眼中的《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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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庄子也是这样。在焦竑看来，庄子及老子的其他徒属如列子、杨朱、亢仓子、关尹子皆老子之辅翼，皆为道的一个方面。其中庄子尤其卓荦，老之有庄，犹孔之有孟。老庄言无，正孔孟言有之补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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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非不言无也，无即寓于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谓“下学而上达”也。彼老庄者生其时，见夫为孔孟之学者局于有，而达焉者之寡也，以为必通于无而后可以用孔孟之有。于焉取其略者而详之，以庶几乎助孔孟之所不及。彼礼乐仁义之云，孔孟既叮咛之也，而吾复取而赘之，则何为乎？此老庄之雅意，而非其创为高也。【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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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老庄之有与无，即儒家之道与器，儒家之形而上形而下（《易传》中语），即老子之观妙、观徼。其词虽异，其意固同。孔孟、老庄皆意在揭示事物之本相，人生之真实，两家正相辅为用。不知此意而哓哓辩争二者之同异，非通晓道一之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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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对老庄道家取赞赏并以之辅翼儒家的态度，对道教之炼丹服食、黄白房中种种方术，则持严厉批评态度，认为是道家之异端，诞妄不经。对道教中修心养性的内容，他也视为道教的正脉而赞赏之。他尝为道书《盘山语录》作序，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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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古史官也，闻先圣之遗言，悯其废坠，著五千言以存之，古谓之道家。道也者，清虚而不毁万物，上古南面临民之术也，而岂异端者哉！古道不传，而世儒顾以老子为异，多诎其书而不讲，至为方士者所托。于是黄白、男女之说，皆以傅着之。盖学者之不幸，而亦道之辱也。近世七真者，始一意清静之说，摒弃有为以复还太上之旧，其功甚伟。……余少喜是书（指《盘山语录》），不必铅汞龙虎别安名目，与化金御女自堕旁门，孳孳然独治心养性之为务，此七真之正派也。夫方士言长生者，往往穿凿于性命之外，不知养性之即为长生；世儒言性命而斥养生，不知养其性者同乎天道而不亡。鸣呼！得是编而读之，其皆能有瘳也夫！【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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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道家学说本是先圣之遗言，是上古无为而治的哲学基础。后世仍有采用道家学说治国而大收成效的，如汉初用黄老之学为治国原则而天下大治。至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道家不彰，其学遂主要为个人修身养性之学，后渐为方士所托。焦竑赞扬道家而贬斥方士之术，尤反对长生，反对黄白、房中之术，斥为左道旁门。认为养性即是长生，性命之说即是丹药。在总评道家经籍时他也重言申明此义：“夫道以深为根，以约为纪，以虚寂静笃为至，故曰：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此古圣人秉要执中而南面无为之术也，岂有几于长生哉！……昧者至弃本逐末，诞欺迂怪因而乘之，假托之书，弥以益众。”【155】这里对道家学说所取的宏阔眼光，与上述对佛教的吸收与融会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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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有如此之器识、如此之襟怀，故对佛家、道家持尊敬态度，对佛教尤其敬畏。对蝉蜕红尘的雅士高人，焦竑往往以佛道经籍中寄身世外、栖心虚寂者相比拟；对友朋中好佛道者之求题画赞诗者，亦不吝笔墨。【156】更以佛道之理融释儒家著作，特别是对大众讲学中，为使听者易于接受，亦为能契合好佛道者之怀，焦竑多直接以佛道之理解说。其《古城答问》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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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令君问：“学者喜言空，此佛语耳。孔门殆无此。”先生（焦竑）曰：“孔门专言空也。《大学》不正言修身正心之功，但言所以不修不正者，傲惰、忧患、哀矜、忿懥、好乐累之也。此等情累，胶胶扰扰，循环不穷。吾辈必于一物不立之先着眼，令空空洞洞之体了然现前。情累棼棼，自然无处安脚。身不期修而修，心不期正而正，何等简易直接。……吾心之理，种种具足，用之不尽。只为从前忿懥、好乐等无端遮蔽，群疑满腹，众累塞胸，应事临民，自成颠倒。若是此类悉空，胸中孝悌慈滚滚流出，不待安排，皆成妙用。”【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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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释家之空寂，比拟儒家之正心、去情累。“一物不立之先着眼”，即禅宗所谓“观父母未生时面目”。而心之遮蔽一去，胸中本有之孝悌慈自然流出，即禅宗之明心见性。此点在焦竑之讲学中俯拾即是。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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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生所献问“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先生曰：“程门自明道至延平，以此传为学脉。此处信得及，所谓但得本，莫愁末，何事不了！古人言：不思善，不思恶，恁么时是本来面目。即此意也。”问：“生每日亦有不思善、不思恶时，如何？”先生曰：“此本命元辰，能不失此，即谓之执中。余尝言：意、必、固、我既无之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最当理会。”【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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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直接以佛理融会儒家之修养方法。“意必固我既无之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即佛家所谓不思善、不思恶时，此时即本来面目，即空。此即儒家所谓正心。又如《易》之“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一语，焦竑亦用佛理解释：“此‘中’为‘正位’。人于昼而无思，夜而无梦时，最可体验。得此把柄入手，则超形越数，外无系而中得止，所谓‘思不出其位’也。”【159】佛家之昼而无思，夜而无梦，即儒家之“中”、之“止”、之“思不出其位”。儒佛两家在修养心体的方法上本可以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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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学中，焦竑有时也用儒家之语解说佛语、佛理，《明德堂答问》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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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友问：“‘无念而念，念而无念’，此何说也？”先生曰：“‘无念而念，业果宛然；念而无念，真性湛然。’此内典语也。非特内典，舜无为而治，禹行其所无事，即是此理。故曰‘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古之圣人皆以无为法，学者未窥此意，多于有处寻求，所以失之。故曰：‘但愿空诸所有，慎无实诸所无。’”【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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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解释中，儒家圣人即佛家得道之人，外典与内典可相互融释，其所归结，仍在一空字，一无字。而以此空字、无字去从事儒家之修养，则简易直接，不烦做手。如对《孟子》、《中庸》中的“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一语，焦竑便完全以佛理解释；而思诚、择善固执这些儒家修养之基本功夫，此时则完全成了闲言语：“‘诚者天之道’，才着思勉，便不得。天道本诚，求其诚者而诚之，便是择善。善本无执，执而无执，便是固执。”【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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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之以佛释儒，以儒释佛，皆源于他的一个根本识度：三教道一教异，如果襟怀阔大，识见高明，本不必龂龂辩其同异。他在回答佛与儒何所分别时曾说：“道是吾自有之物，只烦宣尼与瞿昙道破耳，非圣人一道，佛又一道也。大抵为儒佛辨者，如童子与邻人之子各诧其家之月曰：尔月不如我之月也。不知家有尔我，天无二月。”【162】观焦竑所说，儒佛所同者道，所异者教。此道，指人之心性；教，指政治、伦理、风习等外在的设施。故他对于佛道，主要是吸取其去粘化滞、心静无扰方面，其立身处世之大端，仍取儒家之态度。就这一方面说，他明白反对沉空守寂，不为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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