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68050
焦竑对老庄道家取赞赏并以之辅翼儒家的态度，对道教之炼丹服食、黄白房中种种方术，则持严厉批评态度，认为是道家之异端，诞妄不经。对道教中修心养性的内容，他也视为道教的正脉而赞赏之。他尝为道书《盘山语录》作序，其中说：
1702068051
1702068052
老子，古史官也，闻先圣之遗言，悯其废坠，著五千言以存之，古谓之道家。道也者，清虚而不毁万物，上古南面临民之术也，而岂异端者哉！古道不传，而世儒顾以老子为异，多诎其书而不讲，至为方士者所托。于是黄白、男女之说，皆以傅着之。盖学者之不幸，而亦道之辱也。近世七真者，始一意清静之说，摒弃有为以复还太上之旧，其功甚伟。……余少喜是书（指《盘山语录》），不必铅汞龙虎别安名目，与化金御女自堕旁门，孳孳然独治心养性之为务，此七真之正派也。夫方士言长生者，往往穿凿于性命之外，不知养性之即为长生；世儒言性命而斥养生，不知养其性者同乎天道而不亡。鸣呼！得是编而读之，其皆能有瘳也夫！【154】
1702068053
1702068054
认为道家学说本是先圣之遗言，是上古无为而治的哲学基础。后世仍有采用道家学说治国而大收成效的，如汉初用黄老之学为治国原则而天下大治。至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道家不彰，其学遂主要为个人修身养性之学，后渐为方士所托。焦竑赞扬道家而贬斥方士之术，尤反对长生，反对黄白、房中之术，斥为左道旁门。认为养性即是长生，性命之说即是丹药。在总评道家经籍时他也重言申明此义：“夫道以深为根，以约为纪，以虚寂静笃为至，故曰：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此古圣人秉要执中而南面无为之术也，岂有几于长生哉！……昧者至弃本逐末，诞欺迂怪因而乘之，假托之书，弥以益众。”【155】这里对道家学说所取的宏阔眼光，与上述对佛教的吸收与融会是一致的。
1702068055
1702068056
焦竑有如此之器识、如此之襟怀，故对佛家、道家持尊敬态度，对佛教尤其敬畏。对蝉蜕红尘的雅士高人，焦竑往往以佛道经籍中寄身世外、栖心虚寂者相比拟；对友朋中好佛道者之求题画赞诗者，亦不吝笔墨。【156】更以佛道之理融释儒家著作，特别是对大众讲学中，为使听者易于接受，亦为能契合好佛道者之怀，焦竑多直接以佛道之理解说。其《古城答问》中载：
1702068057
1702068058
李令君问：“学者喜言空，此佛语耳。孔门殆无此。”先生（焦竑）曰：“孔门专言空也。《大学》不正言修身正心之功，但言所以不修不正者，傲惰、忧患、哀矜、忿懥、好乐累之也。此等情累，胶胶扰扰，循环不穷。吾辈必于一物不立之先着眼，令空空洞洞之体了然现前。情累棼棼，自然无处安脚。身不期修而修，心不期正而正，何等简易直接。……吾心之理，种种具足，用之不尽。只为从前忿懥、好乐等无端遮蔽，群疑满腹，众累塞胸，应事临民，自成颠倒。若是此类悉空，胸中孝悌慈滚滚流出，不待安排，皆成妙用。”【157】
1702068059
1702068060
此以释家之空寂，比拟儒家之正心、去情累。“一物不立之先着眼”，即禅宗所谓“观父母未生时面目”。而心之遮蔽一去，胸中本有之孝悌慈自然流出，即禅宗之明心见性。此点在焦竑之讲学中俯拾即是。又如：
1702068061
1702068062
陈生所献问“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先生曰：“程门自明道至延平，以此传为学脉。此处信得及，所谓但得本，莫愁末，何事不了！古人言：不思善，不思恶，恁么时是本来面目。即此意也。”问：“生每日亦有不思善、不思恶时，如何？”先生曰：“此本命元辰，能不失此，即谓之执中。余尝言：意、必、固、我既无之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最当理会。”【158】
1702068063
1702068064
此直接以佛理融会儒家之修养方法。“意必固我既无之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即佛家所谓不思善、不思恶时，此时即本来面目，即空。此即儒家所谓正心。又如《易》之“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一语，焦竑亦用佛理解释：“此‘中’为‘正位’。人于昼而无思，夜而无梦时，最可体验。得此把柄入手，则超形越数，外无系而中得止，所谓‘思不出其位’也。”【159】佛家之昼而无思，夜而无梦，即儒家之“中”、之“止”、之“思不出其位”。儒佛两家在修养心体的方法上本可以相通。
1702068065
1702068066
在讲学中，焦竑有时也用儒家之语解说佛语、佛理，《明德堂答问》载：
1702068067
1702068068
一友问：“‘无念而念，念而无念’，此何说也？”先生曰：“‘无念而念，业果宛然；念而无念，真性湛然。’此内典语也。非特内典，舜无为而治，禹行其所无事，即是此理。故曰‘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古之圣人皆以无为法，学者未窥此意，多于有处寻求，所以失之。故曰：‘但愿空诸所有，慎无实诸所无。’”【160】
1702068069
1702068070
此解释中，儒家圣人即佛家得道之人，外典与内典可相互融释，其所归结，仍在一空字，一无字。而以此空字、无字去从事儒家之修养，则简易直接，不烦做手。如对《孟子》、《中庸》中的“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一语，焦竑便完全以佛理解释；而思诚、择善固执这些儒家修养之基本功夫，此时则完全成了闲言语：“‘诚者天之道’，才着思勉，便不得。天道本诚，求其诚者而诚之，便是择善。善本无执，执而无执，便是固执。”【161】
1702068071
1702068072
焦竑之以佛释儒，以儒释佛，皆源于他的一个根本识度：三教道一教异，如果襟怀阔大，识见高明，本不必龂龂辩其同异。他在回答佛与儒何所分别时曾说：“道是吾自有之物，只烦宣尼与瞿昙道破耳，非圣人一道，佛又一道也。大抵为儒佛辨者，如童子与邻人之子各诧其家之月曰：尔月不如我之月也。不知家有尔我，天无二月。”【162】观焦竑所说，儒佛所同者道，所异者教。此道，指人之心性；教，指政治、伦理、风习等外在的设施。故他对于佛道，主要是吸取其去粘化滞、心静无扰方面，其立身处世之大端，仍取儒家之态度。就这一方面说，他明白反对沉空守寂，不为世用：
1702068073
1702068074
问儒释同异，先生曰：“内典所言心性之理，孔孟岂复有加。然其教自是异方之俗，决不可施于中国。苏子由有言：天下固无二道，而所以治人则异。君臣父子之间，不可一日无礼法。知礼法而不知道，世之俗儒，不足贵也。居山林，木食涧饮，而心存至道，虽为人天师可也，而以之治世则乱。儒者但当以《皇极经世》超数越形而反一无迹，何至甘为无用之学哉！”【163】
1702068075
1702068076
此虽引用苏辙之说，但实是焦竑的一贯主张：道同教异。这里焦竑强调的是教异一面，以彰显儒者之本怀，与借佛释儒之意。就焦竑个人说，他明白宣示，既不辟佛，也不佞佛。在被问及佛说与孔孟之说有否同处时，他明确回答：
1702068077
1702068078
佛言心性，与孔孟何异？其不同者教也。文中子有言：“佛，圣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古今论佛者，唯此为至当。今辟佛者欲尽废其理，佞佛者又兼取其迹，总是此中未透脱故耳。【164】
1702068079
1702068080
对佞佛者，焦竑径视为不足道；但历史上辟佛之人，特别是唐宋以来之辟佛者，多为大儒，或著名文人，如韩愈、欧阳修、周敦颐、二程、王阳明诸人，虽其目的不同，要皆倡言排佛。焦竑对此诸人，或批评为于儒理本无所得，或批评为不真知佛。【165】对程颢辟佛之言，则直接批评说：“伯淳唯未究佛乘，故其掊击之言，率揣摩而不得其当。大似听讼者，两造未具，而臆决其是非，赃证未形，而悬拟其罪案，谁则服之！”【166】认为如不真知佛，亦不能真知儒。他特别赞赏张商英“吾学佛而后知儒”之语，以为真能得儒佛一致、道同教异之理。
1702068081
1702068082
焦竑身处明代中后期三教合一思潮甚为强劲之时，又得乃师耿定向融会儒佛思想的诱引，及泰州学派平民讲学中融和儒释道三教之风的促进，故倡和会三教之旨。另一个方面，焦竑科场不利，中举较晚，故长期不离于学；而短暂之仕途不见光彩，又使得他不得不专志于学。数十年之手不释卷，研穷探讨，数十年之广泛涉猎，学攻多门，造就了他宏阔之眼光，深湛之识度，融通之学力。焦竑在明代后期学界，领袖群伦，造成风气，以其精英学术与平民化时代相呼应，亦泰州学派结出之一大硕果。
1702068083
1702068084
焦竑虽为泰州后学，又曾师承耿定向、罗近溪、王龙溪诸人，但他与专事讲学的近溪、龙溪大为不同，他只在晚年应邀赴讲会，一生大部分时间花在著述、编书上。他的讲学语录在全部著作中只占极小的部分。而且他入手即极重视经史，又八上公车，年过五十始高中巍科，故长期浸润于经史，不仅仅在语录中求理解证悟。焦竑又是当时文章大家，诸体皆工。求一言为序跋者，殆无虚日。一经他品题，便身价百倍。所以他的儒学，义理、经术兼综，礼法、心身并重，并文章技法，亦甚讲究，尝说从言之醇醨中学术、世道率可考见。故他非常重视经学，认为百学之祖，他尝说：
1702068085
1702068086
经之于学，譬之法家之条例，医家之《难经》，字字皆法，言言皆理，有欲益损之而不能者。孔子以绝类离伦之圣，亦不能释经以言学，他可知已。汉世经术盛行而无当于身心，守陋保残，道以寖晦。近世谈玄课虚，争自为方，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经所诎也；我之所简斥，经所与也。向道之谓何？而卒与遗经相刺谬。此如法不禀宪令，术不本轩、岐，而欲以臆决为工，岂不悖哉！【167】
1702068087
1702068088
他所谓学，是传统学术之全部，其中经史子集兼有，而经为纲领。他特别重视经书立型范、树准则之义，以为经书彰显之价值，是华族立国之本；经书的文字风格，是各体文章之范型。经书既是身心之学的渊薮，也是经世之学的秘府。焦竑治学，首重经学。作为王门后学，在晚明特重义理之学的学术氛围中，此点尤为难得。
1702068089
1702068090
焦竑重视经学，也是对于当时学风偏弊的纠正。焦竑对晚明学风士风大为忧虑，他在明史局时，因得观历朝奏牍，从文字风格的比较中窥见各时代之学风：正德以前严核而朴实，嘉靖以来简洁而洞达，万历以来华美朴实两不可得，而狂放之风渐炽。他在讲学与书信中多次斥此种学行为无碍禅，说：“柳子有言：‘舍礼不可以言儒，舍戒不可以言佛。’盖己克矣，斯视听言动靡不中礼；心空矣，斯三千威仪、八万细行靡不具足。世之谈无碍禅者，则小人而无忌惮者耳，奚足与于此哉！”【168】又说：“仁、孝、敬、慈、信，是学者安顿至善处。悟后之人安身立命，得此归宿，方是好结果。近世一种谈无碍禅者，一知半解，自谓透脱，至其立身行己，一无可观，毕竟何益？此正小人而无忌惮者。”【169】焦竑惩无忌惮者在经术、文学上的疏略，亦为纠正专意举业者只知四书、宋儒语录，不复知其他这种狭陋局面，欲恢复阔大、健实的学风，故提倡经书、宋人注疏与古文辞并重，广涉博究之治学规模，认为明代开国以来，古注疏与宋人之解并颁学宫，以示古今学术兼重，如以《书传会选》、《春秋本末》为科考之必读书目，即可见不专主一家之意。此后科举盛行，古学崩坏，士守一先生之言而不知其他，学风趋于实利而愈益狭陋。焦竑为纠正此种局面，一生选编、辑刻了多种文献资料汇编类书籍，其最著者为《中原文献》一书。此书经集六卷，史集六卷，子集七卷，文集四卷，末附《通考》一卷。又自为《中原文献自序》，以表其编纂旨意，其中说：
1702068091
1702068092
不佞用是忘其卑鄙，仿前修之卓识，采群言之菁华，芟芜秽，增遗阙，统目之曰《中原文献》，上自羲轩，下迄昭代，贤哲邈焉，典籍具存。是录也，以镜理道则经籍澂，以炳治乱则国史澂；以综奇诡、淹变幻，则澂诸子；以餐秀藻、鉴体裁、博知见，则澂秦汉以来诸文；以验灾祥、稽幅帧，内谙诸夏运道，外习四夷边备，则澂《通考》。譬历五都市，周彝汉鼎、和璧南金，色色珍异，睹精而粗举，睹指归而销屑气。高士靡多歧之惑，卑流鲜管窥之陋；总众论为一口，瞩千载如一时。庶几哉艺林之嚆矢，制科之前茅乎！【170】
1702068093
1702068094
此书虽不无便利科举之想，但实有树一代学术规模，纠一时学术风习，立一世学术型范的意图。而从书名看，亦有以中原文献之学的传承者、担荷者自命之意。而他的《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之作，亦此学术宗旨之实践。总的目的，是“摆脱浮华，洞见真实，综括经旨，浸渍圣奥”。【171】其为一代学术虑不可不谓远矣。
1702068095
1702068096
焦竑自己的哲学思想，则继承泰州家风，首以格物知本为宗。他于《大学》，信用古本，不重朱熹补格物传，主张“以《大学》解《大学》”，认为石经《大学》在“致知在格物”一句下紧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一句，可知后句是前句的解释。故古来“格物”一词的解释虽多，而以王艮所创之“淮南格物”最为的当。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知所先后即“格物”。焦竑并举李善注《文选》之《运命论》引《苍颉篇》“格，量度之也”，证明格即絜度之义，格物即絜度物而后知所先后，【172】以证泰州格物之说远有其本。他认为此种解释可以纠治猖狂自恣者使返之实地：
1702068097
1702068098
心斋先生以修身为格物，故其学独重立本。是时谈良知，间有猖狂自恣者。得此一提掇，为功甚大。故阳明门人，先生最得力。其后徐波石、赵大洲、罗近溪、杨复所诸公，皆自此出，至今流播海内，火传而无尽。盖其人不由文字，超悟于鱼盐之中，可谓旷代之伟人。【173】
1702068099
[
上一页 ]
[ :1.7020680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