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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祛淫祀也，而渎鬼神之感应；日击妖道也，而信天人之休咎，是启源而欲塞流矣，得乎？曰可以动人主之趋善也。嗟乎！是则然矣，君有邪心，不务格而正之；君有僻政，不务谏而反之，乃假不可知者而恐惧之，是舍本而务末也。久而无应，将自丧其术，何善之能趋？几于佛氏之愚人矣。【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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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神道设教虽为施政之不可无者，但大经大法在明性命之理，守中正之途，尊天地而敬鬼神，以儒家之正学化民成俗。放弃人为而信妖祥，则祸国罔民之道。故“责人敬天者其道昌，弃人诬天者其道亡”。【80】王廷相以突出的理性精神，对古书记载中一些揣度猜测、虚浮夸诞之处，常提出疑问，甚至于用试验验证。尤不喜言人之行为动合天时，故斥《吕氏春秋》之《月令》为“牵合傅会之书”，对灾异、占星、占梦、风水、禄命、择日等，大力抨击，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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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术异端，祸人国家多矣，唯天文谶纬为祸尤甚。世有等不上不下之人，略知文义，专务驳杂，以惑愚俗。每遇灾祥，即有窃议。幸君臣政化清平，无衅而起。但稍有颓隳，以侵纲纪，而庸愚之徒的然信之，遂生异谋，结扇窃发。纵事无成，亦能始祸，有国者不可不预为之计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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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信纬书，以为皆邪术之流假托圣经以售其说，造作者其罪可诛。对朱子这样的大贤信用风水之处，也提出批评，如：“朱子称张南轩不惑于阴阳卜筮。……及先生自处，则阴阳卜筮、风水星命无不信惑。岂贤者之见亦有未能拔乎流俗者耶？”【82】又如：“地理风水之术，三代以上原无是论，观《周礼》族葬皆于北郭之外可知矣。后世如唐吕才，宋程子、司马公、张南轩皆以为谬而不信，独朱子酷以为然。……唯风水之害，使人盗葬强瘗，斗争诉讼，死亡罪戾，无处无之，岂非遗祸于世乎？崇信以为人望，文公大儒，不得辞其责矣。”【83】对朱子之不是处，径直指出，言辞率真，毫不假借，一以理伸心安为归，表现出一个学者不盲从迷信，唯以求实求真为最高准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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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吕坤对晚明政弊的抉发及其修身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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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心吾，晚号抱独居士，河南宁陵人。隆庆进士，历仕山西潞安府襄垣知县，大同知县，吏部文选司主事、郎中，山东济南道右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山西巡抚，刑部侍郎等。为官清正，以刚介峭直著称，主张“以伊尹之所志为己任，以社稷苍生为己责”。【84】尤以襄垣知县任政声最著，李顒在其《四书反身录》中记述曰：“吕新吾知襄垣县，躬亲讲劝，专务德化，政暇即单骑巡行阡陌，督耕课农，树艺桑麻，疏渠凿井，纤悉靡忽。视县事若家事，视民产若己产。率作兴事，不惮劳瘁。自做县守府以至分巡济南，布政陕右，巡抚山西，所在皆然。”【85】《宁陵县志》也说他“宦游秦晋五六年间，正己率属，身体力行，不受馈遗，不取赎羡。不妄荐以官，不枉劾以职，官吏肃清，兴文饬武，民安物阜，边境晏如。尤谆谆留心于蒙养教化孤寡无依之民。”【86】著有《去伪斋文集》、《四礼翼》、《四礼疑》、《吕公实政录》、《呻吟语》等。其中《去伪斋文集》十卷为吕坤诗文汇编，刻成于其去世前二年。《实政录》七卷是吕坤任职山西时所作的政论性著作，对明中晚期政治上的积弊深有抉发。《四礼翼》为早年之作，四礼者，谓冠、婚、丧、祭。《四礼翼》即对四礼加以引申、解说使之可助实行。《四库提要》谓此书：“以民间日用常行、浅近鄙俗、可以家喻户晓者，析为条目。”知为民间俗礼之书。《四礼疑》则晚年所作，共五卷，首为通礼一卷，次为冠、婚、丧、祭各一卷，对古礼提出自己的解释，并对古来相关解释提出质疑。《四库提要》说：“坤之讲学在明代最为笃实，独此一编，轻于疑古。白璧之瑕，虽不作可矣。”【87】对此书观点多不取。《呻吟语》为学术笔记，共六卷，分内外篇，内篇有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八门，外篇有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辞章九门。此书自始作至刊行，积三十年，集中体现了吕坤对天地万物、社会人生各方面的见解。自谓命名之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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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病中疾痛，唯病者知，难与他人道。亦唯病时觉，既愈，旋复忘也。予小子生而昏弱善病，病时呻吟，辄志所苦以自恨，曰慎疾无复病。已而弗慎，又复病，辄又志之。盖世病备经，不可胜志；一病数经，竟不能惩。语曰：三折肱成良医，予乃九折臂矣。沉痼年年，呻吟犹昨。【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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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所谓呻吟语，亦寓言也。此书所涉广泛，思想深刻而平实，多名言隽语，问世以来备受士人喜爱。吕坤又从此书中摘取其精粹者，名《呻吟语摘》，门目与《呻吟语》同。《四库总目提要》谓《语摘》：“大抵不侈语精微，而笃实以为本；不虚谈高远，而践履以为程。其在明代讲学诸家，似乎粗浅，然尺尺寸寸，务求规矩，而又不违戾于情理，视陆学末派之猖狂，朱学末派之迂僻，其得失则有间矣。”【92】此诚有得之言。《呻吟语》与同时稍后洪自诚的《菜根谭》，为同类书之双璧，后先辉映，在士林中影响极大。吕坤另有《闺范》、《交泰韵》、《疹科》等书，为关于妇德、音韵、医学方面的著作，其中多有新意。《阴符经注》则为道教经典《阴符经》所作之注释，吕坤自谓：余注此经，无所倚着，不儒、不道、不禅，亦儒、亦道、亦禅。可知其学术之融释精神，与三教会通思想。其著作今整理汇总为《吕坤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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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身处晚明各种社会矛盾加剧，致乱因素已经潜伏而尚未爆发之际，故对当时情势心怀殷忧而亟欲补偏救弊。他于万历二十五年上疏痛陈天下利害，认为当时之形势岌岌可危：“当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机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办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拨乱机而使之动，助乱人而使之倡者也。”【89】“臣观今日之势，如坐漏船，水未湿身；如卧积薪，火未及体。”【90】急需改革更张。他所上之策首在苏民困，收民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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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之苍生贫困可知矣。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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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当时国库空虚、财用耗竭主要是因为明神宗修陵墓，苏杭锦绮、陕西羊绒袍服、山西潞绸等之增派，宫中殿宇、亭轩台榭之增扩，都城、王府及普陀、龙虎山宫殿之修建等。如建筑中名贵大木的采办一项，即可知其妨民之一端。吕坤在此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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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木言之，丈八之围，非百年之物。深山穷谷，蛇虎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寒暑饥渴瘴疠死者无论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难移，倘遇阻艰，必成伤殒。蜀民语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价虽一株千两，比来都下，为费何止万金！臣见楚、蜀之人，谈及采木，莫不哽咽。【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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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当减额或停罢，以纾民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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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税监四出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的矿税，吕坤更是反对。《忧危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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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矿言之，南阳诸府，比岁饥荒，生气方苏，菜色未变。自责报殷户，而半已惊逃。自供应矿夫工食、官兵口粮，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严旨切责，而抚按畏罪不敢言。今矿沙无利，责民纳银，而奸人仲春复为攘夺侵渔之计。朝廷得一金，郡县费千倍。【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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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饬戒使者，勿散沙责银；如有侵夺于民者，诛无赦，以收四方人心。并倡导开言路、轻刑罚、去廷杖鞭扑之捶楚，变数年不视朝之怠政。认为以上祸患，皆人君多欲所致，故特别提出告诫，希望君主省敛嗜欲，以免招致国家之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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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君淫纵豪奢，多欲喜事，则赋敛日急。赋敛急，则海内日贫。凶民壮士，负气不平，衣食无赖，而有司法令繁苛，胥肆诛求，以激其不逞之怒，由是劫掠货财，屠戮男女，江河流赤子之血，原野积征夫之骨，兵连祸结，社稷遂亡。人君亦何利哉！【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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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的这些言论，皆出于对国事民瘼的深切忧虑，和对时政的明彻体察。反映了百姓的疾苦，可谓与民同其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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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之所以能勤政爱民，治绩彰著，首先在于他对君主的职分有深刻的认识，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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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奈何以我病百姓？夫为君之道无他，因天地自然之利，而为民开导撙节之；因人生固有之性，而为民倡率裁制之。足其同欲，去其同恶。凡以安定之，使无失所，而后天立君之意终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剥天下以自奉哉？呜呼！尧舜其知此也夫。【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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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君主就是为民而设的；其职分就是顺应人性，根据现实条件，合理地调节、满足民众的欲望。非可以将天下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盘剥朘削百姓以奉一人之淫乐。古来之圣君之所以得到百姓的拥戴，就是因为他懂得这个道理并照此去做。吕坤特别重视、反复告诫的是民生，认为是置君之义的重中之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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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个个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协宜。这是本然职分。遂了这个心，才得畅然一霎欢，安然一觉睡。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帖，此心如何放得下？……夙夜汲汲图维之不暇，而暇于安富尊荣之奉，身家妻子之谋，一不遂心，而淫怒是逞耶？【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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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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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在上，能使天下万物各止其当然之所，而无陵夺假借之患。夫是之谓各安其分，而天地位焉。能使天地万物各遂其同然之情，而无抑郁倔强之态，夫是之谓各得其愿，而万物育焉。【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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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吕坤对《中庸》“天地位，万物育”的解释。好的君主就是“致中和”，致中和的首要之点是使百姓人人安心，物物得所，事事协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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