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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又以气学立场批评邵雍的先天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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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节《先天图》乃挨排阴阳卦画为之，但知易者皆可能也，何有精造玄诣寓其间？细推六十四卦，皆各自据卦义为说，复相对待为次，与《图》了无相涉。未有《图》之先，易道不见其不明而少；《图》既出之后，易道不见其益明而多。朱子乃的然信之，遂牵强附入《系辞》，岂非惑耶？濂溪《太极》之论，本乎“易有太极”而言，非杜撰也，但着一“无”字，稍异耳。盖卓乎先天之义，造化之本，虽天地、日月、四时犹在其后。朱子乃曰太极不如先天之大，何耶？据《先无图》论之，有阴阳，有天地，有四时，有象数，皆太极已形之余，而谓之先天，何据？义不符名，率然标取，学者迷而不察，岂不可哀！【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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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不仅批评邵雍，连带也批评了朱熹、周敦颐对先天学的信从，认为讲《周易》不能离开卦义、卦辞及其中包含的阴阳对待之义。朱子以先天义解释《系辞》，更是大错。周敦颐之《太极图》及《说》，据《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不为无据，但其“无极而太极”一语，已置无极于太极之先，阴阳、天地等反在其后。此“卓乎先天之义”，已不与“众形皆化于气”之论相契。邵雍之象数学，王廷相更不惬于心，认为只甲子死数之错综排比，无何精义寓于其中，他对此批评说：“《易》虽有数，圣人不论数而论理，要诸尽人事耳，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自邵子以数论天地人物之变，弃人为而尚定命，以故后学论数纷纭，废置人事，别为异端，害道甚矣。”【69】王廷相此处对象数学流弊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其中也道出己之易学方法，即解《易》以义理为主，而象数自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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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敦颐，除批评以上特重先天之外，王廷相更批评其“主静”说。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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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学有养有为，合动静而一之，非学顾如是，乃造化人物之道，会其极，诣厥成，自不能不如是耳。周子倡为主静立人极之说，误矣。夫动静交养，厥道乃成，主于静则道涉一偏，有阴无阳，有养无施，何人极之能立？缘此，后学小生专务静坐理会，流于禅学而不自知，皆先生启之也。嗟嗟，立言者可不慎乎哉！【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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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认为道乃动静合一，圣人之学效法道，亦动静合一。主静之说，乃陷于一偏，且启后学修养功夫上偏于静之弊。王廷相更批评了周敦颐的理论源头佛道二教之主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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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氏之道为己之性命，故禅悟生死之说，耽寂静胜之士多好之。然于世道终无益也。圣人之道为天下国家，故道德仁义、礼乐刑法并用。是以人道清平，宇宙奠安，通万世而可行。世无君长则已，有则必取孔子之道以为生民准，何也？有益于治云耳。佛氏精神性命之微，与夫止观定慧之习，亦未尝无可取者，故上智之士始知而好之。但世之人，上智者常二三，中人以下者常千百，是佛氏之道，化及物者其分常少，而不能化者其分常多。且人皆清净禅定，世道孰与拯救？斯于人道也何益？【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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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儒学清净心神之学不如佛道二教深入，故久在俗世之人，乍闻佛道清心寡欲之说，极易骇心诧魄，欣欣然入于其中。故儒士须立定脚跟，不为二氏所惑。且《大学》之定静安虑，程颢《定性书》之“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亦近释道虚明之义，而更有应事做主之主动义。而道家老子之谦退守柔，如不善用，亦会招致种种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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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道，以退为主，而惟欲利己，及其蔽也害治。是故得其静修者，为方士之解形；得其吝啬者，为晏墨之苦俭；得其容忍者，为申韩之刑名；得其离圣去智者，为庄列之放达；得其不敢先事者，为持两端之奸；得其善为保持者，为避难之巧；得其合同而不绝俗者，为顽钝之鄙夫。夫是道也，其始也未尝不曰可以治天下，终也反以之坏天下。道慎乎哉！道慎乎哉！【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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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对因不善用道家而生出之流弊，见地十分深刻，非对道家学说之流衍，对道家与诸子学说之关系有深湛之把握，非对当世种种凡心习态有深刻体察，此语绝难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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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对朱子的批评，焦点在其理气关系。及由此派生出的对太极的解释等。王廷相由其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之说，反对理能独存。他批评此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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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唯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揖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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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虽未点出朱子之名，但“理在气先”，“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诸语，实为朱子所主张。故王廷相此语，实可视为对朱子之理论而发。王廷相认为理非事物，无所谓朽与不朽。另理皆具体事物之理，事物不断变化，不存在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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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朱子以理释太极，王廷相也反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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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曰：太极散而为万物，万物各具一太极。斯言误矣。何也？元气化为万物，万物各受元气而生，有美恶，有偏全，或人或物，或大或小，万万不齐，谓之各得太极一气则可，谓之各具一太极则不可。太极，元气混全之称，万物不过各具一支耳，虽水火大化，犹涉一偏，而况于人物乎？【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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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一词，源出《易传》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此后汉儒皆以太极为混沌未分的元气。《汉书·律历志》的“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为其代表。汉至唐，学者多以元气释太极。至宋儒，特别是朱子，才以太极与阴阳对言，以道、理释太极。王廷相此处将太极释为混全的元气，是返回汉至唐的主流解释，并据以批评朱子以理释太极。这是与他“天地内外皆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的根本思想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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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儒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二分，王廷相反对甚为激烈。他的反驳直接针对朱子“人之有生，性与气合”之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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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答蔡季通云：“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则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即此数言，见先生论性辟头就差。人具形气而后性出焉，今曰性与气合，是性别为一物，不从气出，人有生之后各相来附合耳，此理然乎？……先生乃以本然、气质分而二之，殊不可晓。【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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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本他前述以气说性之立场，对朱子之气外有本然之性的说法提出批评。王廷相对大程子翕服无间言。对朱子，赞扬其步武先贤，阐扬儒学的精神，但对朱子犹有异议，尝说：“关洛之学似孟子，程伯子纯粹高明，从容于道，其论得圣人之中正，上也。闽越之学，笃信先哲，美矣；而泛探博取，诠择未真，要之犹有可议，次也。”【76】其不同于朱子者，尤在理气关系上。此中“诠择未真”，即指其理气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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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有非常突出的实践精神，崇尚《尚书》典、谟、训、诰中为治之实学，反对空谈心性，故对当世流行的心学一派，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比之为空谈误国的魏晋玄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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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暗然而不知。以是学也，用是人也，以之当天下国家之任，卒遇非常变故之来，气无素养，事未素练，心动色变，举措仓皇，其不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此于南宋以来儒者泛讲之学又下一等。为社稷计者不及时而止之，待其日长月盛，天下尽迷，则救时经世之儒灭其迹矣。【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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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讲求良知之学者指王阳明，体认天理之说者指湛若水，考王廷相《雅述》之作之时，正阳明初逝，良知之学大为流行之时；湛若水虽已暮年，但弟子众盛。王湛两家，几分天下讲学之半。王廷相出于其实学立场，对王、湛讲“心性玄幽”之学十分不满，认为虚谈无益，无与于国家之辅治，民生之改进。认为此等人只知身心性命，不晓实际事务，不能担当经国治世大任。若提倡此学，则则则实学扫地以尽。他甚至认为，正、嘉间之边镇强梗，四夷难御，盗贼猖獗，权奸肆横，厉阶皆在实学不讲，虚谈心性。王廷相是从一个国家官吏辅国兴治的角度看待心性之学的。他反讲学的态度，代表了一批像他这样的官吏的立场，此或为后来万历间张居正禁讲学、毁书院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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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地理风水的批评。他以卓越的叛逆性格，突出的理性精神，和坚执的实证品格，与世俗文化中虚妄迷信的成分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这个方面在《慎言》、《雅述》中记述甚多。他首先认为，迷信、妖妄的东西，是大乱之世法渎政紊，人心惶惑的曲折表现。反之，政清人和，经正法严，则邪术敛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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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治世，其鬼不神。非鬼之不能神也，经正而法严也。正则邪说不兴，严则妖道罔作，鄙儒诐术屏迹，若没焉耳矣。【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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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当时政府的一些措施的矛盾之处，如提倡毁淫祠、击妖道又信休咎、惧鬼神；提倡勤政爱民又相信天象之变为谴告等提出批评，对以妖术干禄，荧惑圣心者，更倡导严加禁绝，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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